在比对两套立体照片找不同的时候，下面这张差点儿漏网了，差别很细微，只是画中人脸转的角度略为不同。
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也很有意思，摄影师在汉口的时候看到繁荣的茶叶市场，但是看到的都是加工后的茶叶，他对还未采摘的茶叶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决定亲自去看看。通过朋友了解到溯长江而上有一些产茶地。那时义和团已经在一些地方兴起，外国人孤身去中国内陆任何地方都很危险，因此他在汉口雇佣一组人马同行。经过一番准备，前美国驻汉口领事的儿子找到他，并帮他找了一个厨子和几个苦力，一行人带了大量枪支弹药，租了艘船出发了。船到了现在的湖北省咸宁市梅田县，利卡尔顿先生为这里的美景所感动，扛着相机去山坡上拍水稻田和茶园。在经过当地一个村庄的时候，男性村民们（既有大人也有小孩）拿着竹竿、石头一直跟着他们，当他试图拍照的时候就有人用竹竿去捅相机，还用石块、土块去扔他们，险些弄坏了相机。他在记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用了颇多文字，读起来很精彩。
汉口因其地理位置特殊，从清末开始就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世界很多著名的银行都在这里设立分行。而汉口最知名的就是茶叶转运。从南方来的茶叶在这里分拣、包装，再通过水路运到世界各地，被利卡尔顿先生成为“世界最大的茶叶中心”。照片上这些苦力正从船上卸茶，茶叶被锡纸密封后装在箱子里，箱子上写着所属洋行的名字。如果仔细观察，会看到每个扛着箱子的苦力手里都攥着一根竹片，这是用来统计他们搬运货物数量的，岸上的账房先生根据他们交的竹片数量计算工钱。编辑在第二版更换了照片明显是因为扛箱子的苦力更多些，能突出主题。
苏州的“斜塔”——虎丘塔。老外对中国的古塔总是感到很惊异，感叹中国的建筑艺术和技艺。似乎这两张照片很难取舍，老版本的显得高大，但是新版本能把塔显示全，而且倾斜的效果更明显。
据摄影师说，他还在广州的时候就收到U&U总部的来信说一定要拍到“鱼鹰”的照片。利卡尔顿先生虽说对这种能够帮人捉鱼的水鸟有所耳闻，但是他也从未见过，而且对这种事情持怀疑态度。在收到公司的信后他询问了当地人，有人告诉他要沿着长江进入中国内陆很远才有“鱼鹰”。他顺着京杭大运河而上，在苏州附近就看到了这种水鸟，结果还闹了笑话。他扛着相机沿着运河边追着渔船拍照，可渔夫看着有老外追倒吓了一跳，撑船就跑，追了好远，借助翻译，给了两个渔夫一大笔钱才勉强同意拍摄……
编辑在第二版换了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里的鱼鹰要多些，更能突出主题。
这张照片是上海街头“站笼”里的河盗。关于这个人犯了什么样的罪，怎样被游街，未遂的自杀，拍摄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在我以前的一篇博文里有详细的说明（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298.html），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说到底，编辑选择这张照片的总体思想是说明中国的酷刑以及河盗的可恶，因此我分析他第二版更换了照片是因为这张照片里河盗的表情更冷漠些，围观的人更多些，抓住笼子的手似乎也显出一丝这家伙的恐惧和软弱。
这是广州珠江边一处被称为“垂死之地/Dying-field”的地方，放弃生存希望的穷人到这里等死。按照摄影师的描述，躺在地上的这个人已经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了，所有的财产就是身上这块破麻袋。这些人死后好几天，当地政府才会过来收尸，非常的凄惨。这张照片其实很常见，只是背后的故事头一回听说，而且在其他文献里都没有看到过记载。注意黄框里的人，按照摄影师的说法那时另一个来等死的人，只是身体状况稍微好些。姑且不说这个人是不是来等死的（我偏向认为不是），编辑为了表现那人的精神面貌，选择了一张低下头的，好像虚弱无力的样子，而之前那个版本中的人抬着头，似乎还有一些好奇心，不像一个等死的人。
今天这个的原标题是“沙面西端，人工岛上的欧洲租界”，我简单翻译了一下：
我们正在向西偏北方向看，冲着这座人工岛的最西端，这里因为由沙子筑成故称沙面。这座岛东西向，平行于大陆，中间隔着一条狭长的水道。这里大概有半英里宽，有两座桥和内城相连。沿着墙边这些树去江边的话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西边的树后面能看到一排欧式建筑，一直从岛的那边到这边，大多数建筑都很宏伟，有的建筑有四层高，周围都是灌木和花园。这排建筑是各国的领事馆。
我们又能隐约看到一些高出那些平房的当铺，就像我们在花船上眺望城市看到的那样。江边，那排树的末端有一座架在水上的房子，那是一座船库，欧洲人的娱乐场所，那里有最新式的划艇和修长的赛艇。所有在东方的欧洲人都满足于他们的体育娱乐。他们有赛马场、划船俱乐部、网球场等。在我们和河岸之间聚集着另外一些船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的更清楚，棕榈叶铺成的屋顶保护着船家。你会再次注意到这里的舢板都是妇女在掌船。在小舢板里一位划船的妇女，背着的孩子用一块布紧紧地裹着，这样可以让他的妈妈腾出手来工作；另一个带着一顶巨大的斗笠。这些舢板是用来渡客的，只要有欧洲人走在江岸上，就会有一群舢板立刻凑上来大声的用流利的英语说：“要舢板吗？”“需要舢板吗？”，一旦你上了船就会发现她们只会说这个。
呵呵，虽然是100多年前的事情，但很多场景似乎我们现在还看得到！照片中左边的黄框里是广州的某个当铺，其他的老照片只要看到这种丑陋的“碉堡”，那一定是广州的当铺了；右边的黄框是欧洲人的赛艇仓库。
摄影术由锡版时代进入玻璃板时代后，成像的曝光时间大大缩短，人们不再满足于平面的影像，“立体照片/stereoscope”应运而生。人眼能够观察到物体的层次，是因为两眼之间有距离，单独观察到的影像有微小差异，两个影像经过大脑合成后就产生了立体感或称层次感。立体照相机就是根据这个原理，设有两个和人类眼间距差不多的镜头，同时拍下两张照片，将洗出的照片挨着粘在硬纸板上，通过特别的透镜就能看出层次来。感觉就好象不同层次的景物被做成纸板前后摆放。立体照片在电影和电视出现之前一度是欧美非常流行的娱乐方式，也是了解世界的重要手段，朋友来访都是聚在一起看立体照片。20世纪初最大的立体照片生产商之一是美国的Underwood & Underwood（下文简称U公司）公司，他们拍摄制作了很多专题，最有名、最受欢迎的就是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 1844-1929）先生1900年1月-10月在中国拍摄的一组立体照片。据我考证这套名为《China》的立体照片U公司发行过两个版本，最初发行的是蛋白照片，卡纸呈米黄色，后来有重新整理发行了一套银盐相纸的，虽然每张的主题没有变化，但是主编可能考虑到构图、伦理等原因在后来发行的版本中有几张不同于第一版。这些照片放在一起对比来看很有意思，而且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儿“找不同”的游戏，所以我把这些不同的照片整理后放上来，算是传播一下。
今天先来第一组，如下：
这组照片的主题是“俯视珠江上的四十万屋船，广州”，编辑为了表现这些“屋船”的数量之巨，选了一张江面上更混乱的照片，如黄框中所示，左边是第一版，右边是第二版。
佛手公主坟，位于八王坟以东，是乾隆皇帝四女和硕和嘉公主和其夫婿福隆安的合葬墓，因占地巨大、石刻精美，从清末开始一直是外国人热衷游览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除石牌楼外，石碑、瓮仲、石狮、石马等都被原地掩埋，2005年6月修建道路时曾经挖掘出一部分文物。关于这里的老照片留存很多，可现在那里究竟是什么样子，石刻到底现状如何，一直心向往之。正好黑龙兄约我去那边考察，推掉一切事情准备好去。
比约定的八点半提前了20分钟我就到了四惠地铁站，同去的还有老五、居士、houlei、松园、树人、DOUZI、鲁丝、吉元。我们先乘363到了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附近，据老五介绍污水处理厂里面还有两通碑，死磨硬泡了门卫很久才让我们进去，碑虽然保存完整并且被铁围栏保护，但遗憾的是碑两面的文字都看不清了……出来后继续向东，在一个胡同往北转，顺便考察了一个尼姑庵。北边的民俗街道里，网友没存档早在科举匾额博物馆前等候我们了。没存档在这里工作，讲解非常全面细致，而且风趣幽默，长相更是有特点！姚远利先生依托自己的企业，多年来苦心经营起这家博物馆，收集整理出这么多匾额、石刻很不容易。我特别喜欢的是博物馆门前的文武翁仲，都来自佛手公主坟，这是我今天的第一个收获。
偶遇的小尼姑庵，朝阳区文保单位
庵上的瓦
庵外的小猫
科举匾额博物馆门前的来自安徽的明代石刻门，西侧表现武状元的石刻“鲤鱼跳龙门”
东侧的石刻，表现文状元“状元及第”
门中间的石刻
东侧的文翁仲，来自佛手公主坟，石刻的“帽子”在1946年法国人的照片上就已经看不到了
西侧的武翁仲，来自佛手公主坟，有意思的是这是个典型的明代石刻
在去下一站路上的荒草中，我们找到了今天我的第二个收获——佛手公主坟的石马和石碑。石碑是有关和硕和嘉公主的夫婿福隆安的，字迹清晰。被埋没荒草也好，要是让附近旧家具街的商家发现了，肯定得被拉走卖钱。
“兵部尚书和硕额附一等忠勇公福隆安碑文”，同样来自佛手公主坟
家具一条街上的一件真文物“米公墓志铭”
为了淌附近的野碑，我们又沿着家具一条街向东走到东五环，什么都没找到，只好改寻找荣禄坟遗迹。问了好几位老人，都没能找到遗迹，最后在一处民房前发现一个碑头，据屋主人讲这块“石头”就来自荣禄墓。当年荣禄家族的墓占地面积也很大，而且有专人看护，保护的相对较好，但是文革中没能幸免，大量石刻件被毁，未被盗掘的坟墓也被开棺。再后来京通路从墓地正中经过，加之随后的城市建设，荣禄墓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一点痕迹了。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可我还是为没能去看佛手公主坟的所在地而遗憾，幸运的是大家虽然都又冷又饿但还是接受了黑龙的提议去看佛手公主坟地面建筑仅存的石牌楼。石牌楼高大精美，被完全包裹在一组建筑中，在外面根本看不到痕迹，要不是老五指点，我怕是与之无缘了，这是我今天的第三个收获，这样一来，佛手公主坟的大部分文物我就都过眼过手了。
看完了牌楼，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而且越发的冷，可我们还是兴致不减，前去探访神木谣碑。神木谣碑原在北京钢琴厂院内，现在这块地已经出售，变成了个大工地。据居士的“情报”说碑被移到附近小区。工地旁边除了今日美术馆就是苹果社区，可就是这么小小的居民区却被铁栅栏牢牢围住，我们和物业及保安费了半天嘴皮子也没让进，大家最后悻悻离去。我和黑龙都要回家陪老婆吃饭，就没有和朋友们一起聚餐。分手后黑龙还不死心，又跑去工地大听，得知这块地被空军买走，碑也被挪到南边的“指挥部”里。天色实在太晚了，加上我们都又冷又饿又累，遂放弃了继续考察，只有等改天再来探了。
在潘家园的一个朋友送了本书给我，上世纪90年代初（自己打出这几个字觉得很别扭，可的确已经是上世纪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上海摄影史》，如题讲的是上海的摄影发展史，平装，印刷很简陋，图片印刷质量也不怎么样。上海是摄影术传入中国后较早被传播的城市，也是广州、北京以外摄影术非常发达的城市。书中很多资料都头一回看到，有些内容还非常有趣，其中第五章讲人像摄影，里面有一段关于“拍照”这一说法的来源，特别敲录如下：
……因为曝光时间较长，被摄者座椅要有靠背和靠头的装置，以保持稳定不动。拍照时，摄影师拍一下木板，就像说书人敲醒木一样，以引起被摄者注意力的集中（据说“拍照”二字即由此而来），大喊一声，揭开镜头盖（当时照相机上还没有快门），然后数字计时，往往要数到一、二十个字曝光才算完成，喊的时候声色俱厉，胆小的儿童常被惊哭，万一碰巧回去生病，由于那时候有不少人有迷信思想，认为照相会把人的灵魂吸取，所以时有被摄儿童的家属跑到照相馆来叫魂，上海人当时称为“叫喜”。
在公车上看到这段我都笑出声了，我能想象的出那时候的摄影师长袍马褂，拿下镜头盖同时大喊一声并敲响醒木，被摄者吓得一激灵，然后就是上海话数“一、二、三、四……”，端坐在椅子上的客人一动不敢动，脸上强拧着笑，额角已经渗出了汗……好不容易等到摄影师数到二十，才能放松身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