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桥”正对着现在的沙面四街,街道不宽,路边高大的树木投下大片的阴凉,沿着这条街道往南没走多远便豁然开朗,一条宽阔的大道横在眼前,路中间是花池,南国的天气让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骄傲地展示着生命力,俨然就是一个巨大的街心花园。似乎清代外国人在中国的几个租界都很注重公园,或者说公共绿地的建设,比如上海外滩北端,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南岸的公共花园、汉口的江岸都是大片的绿地,都由一个特定的委员会管理,可供租界的外国人休闲。广州沙面的这片公共绿地称为“中央大道”(Central Avenue),现在则被称为“沙面大街”。负责种植和维护这片绿地的资金来自“广州花园基金”。这里的“广州花园”是指曾经在位于十三行南侧分别由美国人和英国人经营的两片公共绿地(美国花园和女王花园)[5],在1856年连带商馆被烧毁后清政府总共赔偿了2.5万银圆,其中的一半,即12817.53银圆赔给英方。1864年4月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内召开了一次公共事务会议,委任Richard Carlowitz、James B. Deacon和George Moul三人为“广州花园基金”理事负责管理这笔赔款,同时通过一份决议将这笔钱中的一部分用来“植树和改善沙面的环境”[6],其余的部分存进香港的银行。最后有9000银圆被存在有利银行(Mercantile Bank of India, London and China)做一年期存款,年利率6%[7]。在园艺师A Ching的辛苦劳作下,最后在岛上种植了645棵树,花费483.75银圆,除了现在还能看到的大叶榕树外,还有蒲桃树、黄皮树、凤眼果树、芒果树、柳树和枇杷树[8]。当然,这些树没有全部幸存到今天,除了曾经被羊吃掉的一部分外,还有一些毁于此后一百多年的自然灾害。
The Chinese Times(《中国时报》)是天津的第一份英文报纸,由天津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与英商怡和洋行总理笳臣( Alexander Michie )集资,1886年11月6日创办于天津英租界。分中英文两版(中文版叫《时报》)。英文版每周出版12页,每页三栏,议载中国的新闻、上谕。我在该英文版报纸的1888年6月16日、6月23日、6月30日和7月7日连续四期报纸上看到一则照相馆的广告,这家照相馆位于Taku Road(大沽路),店主人名Albert Reising。同样是在大沽路的照相馆,Reising的发音又很接近“来兴”,太巧了吧!
继续检索The Chinese Times,在1889年10月12日号上有一篇简短的报道提到Reising,说“上周Reising先生被(直隶总督)衙门请去为总督和其他中国高官拍了好几张照片,其中包括盛道台(Sheng Taotai,我认为是指盛宣怀)。总督拍了两张坐像,分别是穿着官服和便服。我们觉得想要这些肖像照的外国朋友可以去和Reising先生联系。”显然这是被直隶总督衙门请去执行拍摄任务,也符合史料记载中的来兴克的服务范围。
2009年的时候征集到两张照片,是清末一个大户人家的灵堂,通过挽联的内容我确定这是时任上海道台冯焌光的灵堂。后来同样内容的照片在市场上又出现过多次,因为这两张照片都曾被刊载于《远东》(The Far East)中,说是刊载,实际上是把洗印出来的照片粘在书中,所以照片在市场上才相对多见。今日获赠赵大编辑省伟的新书《〈远东〉杂志记录的晚清1876-1878》,其中对《远东》杂志的正文进行了翻译,发现其中有被我忽略了的冯焌光肖像。
在Asia: The American Magazine on the Orient第21卷P259页刊登了一张那桐、载泽(时任度支部大臣)等人与英驻华公使朱迩典、美驻华公使嘉乐恒等人的合影,据图说是清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代表商议借款的事情,查《那桐日记》,应该是宣统三年三月十四日(1911年4月12日),“申刻泽公约与四国代表谈借款事。”
九年前,与秦风合作一本外国画报里的中国历史书,收录了一版1900年11月17日的英国画报《黑与白》(Black & White),这一版里有一篇名为“瑷珲的最后一任长官”(The Last Governor of Aigun)的文章,作者安内特·梅金(Annette Mary Budgett Meakin, 1867-1959),她和她母亲是首次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从欧洲去日本的女性(1900年),这篇文章就节选、改编自她此行的游记《铁纽带》(A Ribbon of Iron,1901年出版)。今天找资料的时候又看到这张扫描件,重新翻译后分享出来,我水平有限,还请诸位多多指教。
“阿卦立雅”即现在的圣洛克广场(Square Saint Roch),当时叫做Square Jean Jaurès。这个位置在十六世纪欧洲鼠疫爆发期间主要用来集中隔离被感染的村民,待勒阿佛尔的医院建立起来后,这个地方就被荒置了,1868年,这里被改为一座公共花园,还建了一座4000平米的水族馆,也就是德彝看到“水狗”(我猜应该是海狗)和三十余种奇形怪状鱼的地方,不过他看到的中空的乱石层叠的小山并不是一座真的山,而是外观做成石头样子的房子。水族馆1893年被拆除,公园在1944年盟军的轰炸中被毁,战后重建。
我在找到德彝记载的这个“形如中土坟墓”的“白塔”照片时感到很惊讶,似乎欧洲很少有这种炮弹样式的纪念碑,当然是我孤陋寡闻,这座纪念碑又被称为“悲伤的糖块”(Le Pain de Surce),因为十六世纪甘蔗贸易盛行时,在白糖的除杂质过程中就是放在一个这种锥形的容器中静置,因此最后产出的糖块就是这个形状,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我们熟悉的方糖。拿破仑的表妹斯蒂芬妮(Stéphanie Rollier)1805年嫁给了孔特将军(General Comte Lefebvre Desnoettes),这位将军1822年在爱尔兰海岸遭海难丧生,将军遗孀在海边挥舞这样的“糖块”警告那些水手要注意安全,就建了座这个形状的纪念碑,她去世后也葬在这里。德彝说的小礼拜堂应该是距离那座纪念碑不远,位于圣阿德斯悬崖上的Chapelle Notre-Dame des Flots,1857年奠基,两年后落成。
“梦丹街”即Rue Mont Thabor,“贤古荣巷”即Rue Saint-Honoré,是两条东西向互相平行的街道。这个房子就位于被巴黎公社社员烧毁的法财政部后面,立伍力街和旺多姆广场之间,地段非常黄金,只是不挨着主干道而已。后来德彝自己也说“向住法京,皆在繁盛之区,镇日车声辘辘,人语喧哗。今住僻静,每日闻叫货之声,与上洋同。”几年后大清国在巴黎设置使馆,位置也很好,紧挨着凯旋门,位于现在的克莱伯大道(Avenue Kléber)上。
“戛必新街”即Bd des Capucines,“地利斋”即Disdéri,也就是这家照相馆的主人安德烈·阿道夫·欧仁·迪斯里的姓(André-Adolphe-Eugène Disdéri, 1819-1889)。迪斯里出生在巴黎,1848年与妻子搬去布莱斯特,其间接触了达盖尔法摄影术,和朋友一起做透视画的生意结果失败了,于是他1853年一个人搬去了尼姆,湿版法被公布后他在那里很快便掌握了这种技术,并认定其较达盖尔法大大降低的成本中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于是他1854年搬回巴黎,开了一家照相馆,改装相机,在其上安装了四个镜头,这样就可以通过分次遮挡在同一张底片上拍多张照片,然后洗印在一大张相纸上供顾客挑选,这种小尺寸的照片就是CDV照片,并注册了专利,引领了潮流,这种新形式的照片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皇后,以及后来的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遆耳都是他的顾客,照相馆的规模居巴黎之首,也就是德彝说的“此铺在巴里称第一”。巴黎公社期间他拍了很多著名的照片,比如那张躺在棺材里的被枪决的公社社员照片,但同时战争对巴黎的破坏也影响了他的生意。不过普遍认为导致他生意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他押宝未来的方向是以手绘的方式放大并上色照片,但市场并不买帐,且很快尺寸更大的橱柜照片流行起来,拍小照片的人少了,最后破产,双目失明穷困潦倒地死在一家收容所里。德彝在这里的记载有个小错误,迪斯里的照相馆实际上是在与“戛必新街”连着的意大利大道,门牌号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