瑷珲的最后一任长官

九年前，与秦风合作一本外国画报里的中国历史书，收录了一版1900年11月17日的英国画报《黑与白》（Black & White），这一版里有一篇名为“瑷珲的最后一任长官”（The Last Governor of Aigun）的文章，作者安内特·梅金（Annette Mary Budgett Meakin, 1867-1959），她和她母亲是首次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从欧洲去日本的女性（1900年），这篇文章就节选、改编自她此行的游记《铁纽带》（A Ribbon of Iron，1901年出版）。今天找资料的时候又看到这张扫描件，重新翻译后分享出来，我水平有限，还请诸位多多指教。

这一段发生的背景是她们母女在海兰泡惨案（1900年7月16日-21日）发生前不久抵达了那里，想要去瑷珲但被困住了走不了，因为所有的马都被征用准备运往大沽参加前往中国的远征军，所有的轮船都停驶了。报纸里这部分和后来她的书里有些出入，我做了注释。

当我在布拉戈维申斯克[1]的一家商店里挑照片时，看到一张瑷珲官员的照片。

“他帽子上的顶子表示他的官阶，”店员说。他自己不觉得这张照片有趣，听到我要买下来时感到很惊讶。

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座城市不到三个星期就被烧为白地，但事实就是那样。

那天晚上格里布斯基将军（General Griebsky）的女儿给我讲了件在瑷珲的趣事。[2]

“他们用很精美的盘子招待我们”，她说，“而且在我们面前摆着筷子而不是刀叉，当然，我什么也没吃，我本来应该做些什么以取悦主人，但我实在不能。 试想，有一道菜是由蠕虫做的！ 很常见的那种，虽然布置得很有品位。”

稍晚，我们在晚餐的时候[3]，一位圣彼得堡的绅士戏弄了在坐的对那位中国官员感到钦佩的女士们，他抬起手做了个砍头的动作。

“我真不懂俄国人，”我说，“天啊，这有趣吗？”

“有位非常英俊的中国人，”他[4]转向我用法语[5]说：“那个年轻人经常因政务来拜访格里布斯基将军，这儿的女士都很欣赏他，我想被砍头是他的高光时刻。”[6]

第二天早晨那位海军军官来酒店拜访我们，他告诉我昨晚将要休息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文件，上面是有格里布斯基将军签名的命令[7]，绝不能砍掉一个中国人的脑袋。

“我不会被女士们的这种方式打倒，”他说，“我派一名水手去附近的一家理发店买辫子，挑了一根最长的。然后我把这根辫子装进一个盒子，让手下给格里布斯基小姐送过去，要亲自交到她手里，并嘱咐他不能透露是谁送的。”

我们都对这个恶作剧真心感到好笑，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中午的时候，格里布斯基小姐来船上送我们。

“哦！”她说，“今天早上真是吓坏我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人塞在我手里一个包裹，一句话都没有说，包裹上也没有字，我觉得里面肯定是炸药，也许是义和团送来的！”

“你打开了吗？”我急切地问。

“看起来这礼物你不喜欢，”我说，“送给我吧，我可以送到伦敦的博物馆去。”

“不，正相反，我要永远留着它，”这位女士回答。[8]

我很想知道那位英俊的中国人有没有逃出升天。

我们在酒店里见过那位年轻人一次，他坐在一张小桌子旁和俄国官员喝啤酒，他们每喝一口就会握手、鞠躬。

当我们的汽船顺阿穆尔河而下的时候，我拿出那张照片，在背面写下：瑷珲的长官，阿穆尔河边的中国小城。

如今，没有了瑷珲，也没有了长官。

画报里刊登的这张人像就是安内特·梅金买到的那张照片，照片里的人是寿山，1900年海兰泡惨案发生时署黑龙江将军，在俄军侵入齐齐哈尔后自杀，《清史稿》里是这么写的：“俄遂逼齐齐哈尔省城。既而闻联军媾和，乃遣同知程德全往商和议，而自守’军覆则死’之义，命妻及子妇先裁，手缮遗疏，犹惓惓於垦政，并致书俄将领嘱勿戕民。阅日，具衣冠，饮金，卧柩中，不死；呼其属下材官击以枪，不忍，手颤机动，弹出中左胁，犹不死；更呼材官击小腹，仍不死；呼益厉，又击之，气始绝。”至于他死后政府的态度是“先是诏责其开边衅，部议夺职。”所幸“后以总督徐世昌请复官，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附祀富明阿祠。”

注释
[1]即海兰泡，原文用的词是Blagovestchensk，为尊重作者原意此处用音译
[2]在《铁纽带》（以下简称《铁》）一书中是指她曾随格里布斯基将军赴瑷珲公干，受到中国官员的款待
[3]此处是指格里布斯基将军女儿举办的宴会，这位将军后来下令实施了“海兰泡惨案”
[4]原文这里写作Prince D，经查《铁》即前面那位来自圣彼得堡，做砍头动作的这位海军军官，他此行就是为了督办运往大沽的军需
[5]《铁》书里此处写作“英语”
[6]《铁》书中这里还有一句话，是在坐的女士们齐声抗议他的这种无理说法，但根本没有用
[7]《铁》书里此处写的是盖有将军的印章，这很显然是将军女儿的恶作剧
[8]《铁》书里此处是“笑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