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的洋枪:Remington M1867

在清末清军引进的各式洋枪中,还有一种被称为“林明登”的长枪,现在这个牌子更多被翻译作“雷明顿”(Remington)。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里提到:“美之林明登又精於英之士乃得及德法诸枪也。林明登士乃得二种,近年已运入中国,臣虚及沈葆桢均购存林明登数千枝。上海机器局亦能仿造。惟兵勇粗疏者多,士乃得机簧较简,购价较省,修改较便,现拟令各营酌换士乃得枪,而间以林明登,认真操习,由渐而精。并令津沪各局先购林明登造子机器,仿制子药铜卷以便接济。”我也找到了一张清军使用林明登的照片。

持枪列队的船政学生,1869年
十三支长枪

其实严格的说这些人不算清军,他们还只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这张照片在网上很常见了,但拍摄时间都不对,应该摄于1869年,这个时间点对判断他们使用的枪械型号很重要。这张照片出现了十三支长枪,但都只露出了底面。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以下特征:枪口右侧有突出的卡笋用来安装枪刺;托木前端有金属罩;固定托木和枪管的共有三根铁箍;背带扣一端在中间的铁箍上,另一端在枪托上偏下的位置;通条插在托木下方,一端与枪口基本齐平,另一端在距枪口最远的铁箍处进入托木;最重要的特征是扳机护环称椭圆形且看不到击锤,据此可以排除恩菲尔德系列、士乃得系列、马梯尼系列和温彻斯特系列,那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一款林明登。如果放大照片,可以看出在枪身左侧扳机靠前的位置有一点点凸起,这也是林明登的特征之一,即固定其转块式枪机的两颗螺栓。

枪身左侧靠近扳机的地方有个凸起,侧面看不到击锤
转块式枪机的原理图

对比网络上国外古董枪支藏家的照片,我认为这个型号是M1867,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都曾采购,中国,正如李鸿章所说的江南制造局也曾对这款枪进行了仿制。如果确定是这种型号的话,可以说船政局很赶时髦,几乎是第一时间就有采购。

林明登M1867,图片来自ima-usa.com

清军的洋枪:Snider-Enfield Mk II

昨天说到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时的部队装备了斯宾塞卡宾枪,在鲍杨斯基一同拍摄的照片中还有另外一种枪,即Snider-Enfield Mk II(似乎就是中文文献中常说到的“士乃得”)。

四名清军士兵在哈密各拿一杆长枪,鲍杨斯基摄,1875年

从照片上看,这款枪有两个两个铁箍;通条插在护木下方几乎与枪口平齐;枪管右侧有装刺刀的卡笋;背带一端在靠近枪口的铁箍上,另一端在枪托上;扳机护环呈卵圆形;击锤位于枪身右侧,击锤扳手几乎与枪身垂直(这款枪仍然是撞击式火帽发火,照片中士兵腰间挂的小包就是用来装火帽的),据这些特征应该可以确定就是此款。

照片合成对比

“士乃得”源自美国工程师雅各布·士乃得(Jacob Snider, 1811-1866)的名字,他提出了一种将前膛枪改装为后膛枪的方案,英国政府采纳这种方法改装了当时广泛使用的恩菲尔德P1853,即士乃得-恩菲尔德(Snider-Enfield)。维基百科说士乃得在试图追回英国政府承诺的补偿金时,死于伦敦,可见选择甲方真的很重要。这款枪发展出多个型号,并被广泛仿造,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英联邦国家,特别是加拿大和新西兰仍留存有大量这种装备。

加拿大士兵拿着一支Snider-Enfield,1885年
Snider-Enfield Mk III,照片来自ima-usa.com

连着两天写了平定阿古柏的左宗棠部队的武器,也应该看看对方拿着什么枪。1873年英属印度殖民官员福赛思(Thomas Douglas Forsyth)组织了第二次前往莎车/喀什噶尔的远征,这一次是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全员约三百人。远征队于1873年7月从旁遮普的穆里分两拔出发,到列城后,队伍向北进入努布拉河(Nubra River)河谷,从莎瑟峰北面的支流莎瑟河谷(Saser River)穿行到什约克河谷(Shyok River),往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沿阿克塔河(Ak Tagh)、喀拉喀什河至赛图拉,后面的路线就与第一次远征一样了。他们于11月7日到达莎车,次年5月启程返回。使团中的两名成员特罗特上尉(Capt. Henry Trotter)和爱德华·查普曼上尉(Capt. Edward Francis Chapman)去西姆拉的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Messrs. Bourne and Shepherd)学习摄影技术。在使团出发前的五月和六月,特罗特和查普曼师从谢泼德很好地掌握了摄影技术,并听从伯恩和谢泼德的建议从英国本土购买了照相设备,包括两台使用7¼×4½英寸底片的照相机、药品以及约400张玻璃底片。有了上一次在高海拔地区拍摄照片的各种失败经验,这一次他们做了更精心的准备,包括使用较小的箱子来分装设备,购置了两种不同的火棉胶,选用纯度更高、性质更稳定的硝酸银结晶等等。此外为了确保得到高品质的照片他们决定不在途中洗印,最后得到的110张底片直到次年八月返回后才交给伯恩和谢泼德照相馆洗印出来。(具体内容可在本站搜索“清末西部影像记”的第一篇和第二篇)

在带回的照片中有一张1873年11月查普曼在莎车拍的一组士兵(卫队更合适)合影,武器型号不统一,有双筒也有单筒,而且单筒不止一个型号,但是从击锤看都属于撞击式火帽发火枪。由于清晰度和拍摄角度的原因,这些枪的具体型号不太看得出来。从这张照片能看出不少英国的影子,不仅是这些都是英系枪(比如左上那杆双筒枪,很像英国福特兄弟制造的型号),有几支在击锤位置还有布套保护,特别是前排左一是在做扶枪礼的动作:左手托枪右手伸平手掌扶在枪上,这一定有英国教官指导,否则他们不可能知道这么做。

莎车一组士兵的合影,查普曼摄,1873年11月
后排靠左的一人很明显拿着一支双筒枪,很像福特兄弟产的,新照片源自ima-usa.com
包着击锤部分的布套,右边是一战时英军配发的帆布保护套
前排左一很明显在做扶枪礼,击锤和扳机也被布套保护起来

清军的洋枪:M1860/1865 Spencer Carbine

俄国摄影师鲍杨斯基1874-1875年随沙俄考察新的从中国运茶的线路时拍摄了一组照片,其中有一部分是1875年回程时在哈密拍摄的当地的驻军,除了传统武器,这些驻军也装备了洋枪,毕竟正值平定阿古柏叛乱期间,左宗棠命令张曜驻军哈密不久。在一张四人的照片里,中间两个人站着,两边的两人半蹲着,他们都拿着马鞭和一种很短的枪,也就是骑兵用的卡宾枪。

哈密的四位拿枪清军骑兵,鲍杨斯基摄,1875年

从有限的细节能看出这种枪外形的几个特点:扳机护环呈水滴形,前侧有处凸起;枪身右侧面有击锤,击锤与枪托中间的金属件细长并向枪托尾部延伸;枪身上部有照门;枪管和护木只有一个铁箍。根据这些特征,最符合的型号是M1860/1865斯宾塞卡宾枪。

合成图片的对比效果

这种枪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在枪托内有个能装七发子弹的管状弹夹,甚至后来还出现了专门的携具,内装七根或十根或十三根管状弹夹,以缩短换弹时间。M1860和M865的区别主要是:M1860的枪管长度22英寸,M1865枪管长20英寸;M1865较老型号增加了三条膛线,这两个区别都很难通过这张照片看出来,还有一个区别是M1865在扳机前部安装了一个被称作“Stabler cut-off”(不知在这里称快慢机是否合适)的小装置控制单发或连发,我隐约觉得照片里能看到有这种装置,但不能确定,如果能找到当时左宗棠买枪的文字档案就最好不过了。

管状弹夹的供弹原理及安装位置,新照片源自ima-usa.com
照片中红圈内即Stabler cut-off装置

清军的洋枪:Enfield P-1853

说洋枪不得不提华尔的“洋枪队”,尽管严格说这支部队也不算是清军。在我仅见的三张洋枪队的照片(摄于1860年代)中,只有一张里他们装备的步枪能看清:六名军人在照相馆内的合影,后排三人拿着枪,前排三人的步枪装了枪刺立在一旁。从外观看,这种枪有击锤,是撞击式火帽发火枪,枪管和护木有三根铁箍,护木前端有个金属罩,通条位于护木下方,长度基本与枪口齐平,背带一端位于扳机前,另一端位于最靠近枪口的铁箍上。根据这些特征比较容易确定最适合的型号是恩菲尔德P-1853(Enfield P-1853)。这种枪全长55英寸,可以大体估算出照片中这几位洋枪队员的身高。

六名洋枪队员的合影,1860年代,威廉·桑德斯摄
恩菲尔德P1853与照片中枪支的比较,新照片来自ima-usa.com
恩菲尔德P1853局部,照片来自ima-usa.com
恩菲尔德P1853局部,照片来自ima-usa.com
恩菲尔德P1853局部,照片来自ima-usa.com
恩菲尔德P1853局部,照片来自ima-usa.com
恩菲尔德P1853局部,照片来自ima-usa.com

昨天说到宁郡卫安勇装备的步枪从汤姆逊拍摄的照片来看应该是东印度公司产的F型撞击式火帽发火枪,这个型号的原型是恩菲尔德P1842,从另外的卫安勇照片来看,他们也使用过扳机后部无人字形凸起、前端背带环穿过托木、枪管和托木没有铁箍的型号,这些特征非常符合P1842,也许可以有这样的猜测:卫安勇同时装备有英国产的P1842以及更便宜的东印度公司据P1842生产的F型枪。当然这只是猜测,也许以后能找到文字档案佐证。

卫安勇可能也装备了恩菲尔德P1842

清军的洋枪:EIC Model F Percussion Musket

汤姆逊在他的中国游记中这样记录过宁波的一支“洋枪队”:“No.21 展示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连队,他们是一支由欧洲人训练的’常胜军’的剩余部分……在宁波有一百五十名西式训练、西式装备的士兵,由两名外国军官库克上校和华生少校担任指挥。在叛乱期间他们有一个团,多达一千人,但是现在留下这些只用作宁波城的防卫……”这支部队正式的名称是“宁郡卫安勇”,正如汤姆逊所说的,他们的职责主要是防卫宁波城,以及类似警察的地方治安工作。宁郡卫安勇留下的照片比较多,虽然他们不算正式的清军部队,但手里的武器还是值得考证一下。

汤姆逊拍摄的卫安勇
列队的卫安勇
演练阵型的卫安勇

最初,根据枪口的样式我以为是马梯尼-亨利,但照片里这种枪有击锤而马梯尼没有;后来又觉得像士乃得,但这款枪靠近枪口的背带环两端固定在护木两端,士乃得各型号没有这样的,最后在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博物馆(Royal Museum Greenwich)的网站上看到一款外形接近但没有型号的枪和卫安勇装备的外观非常接近,再经过搜索、比对,确认应该是东印度公司(即缩写EIC)1842年定型的F型撞击式火帽发火枪,比如前面说的背带环的样式、护木的长度、都没有金属箍、宽大的扳机环、通条样式,特别是扳机后部有个人字形的金属凸起。网上常见的宁郡卫安勇照片基本上都摄于1870年代早期,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底火击发的步枪,而卫安勇们还在使用1842年的老型号,可见装备也是比较落后的。

枪口、通条样式及背带扣的对比,新照片来自ima-usa.com
扳机、击锤及扳机后部凸起的对比,新照片来自ima-usa.com
这批枪大都发现在尼泊尔的一个仓库,然后被运回欧洲,很快被各地的古董枪迷抢光了。图片来自ima-usa.com

清军的洋枪:Winchester M1873 Musket

最近有幸结识了几位研究晚清军事史的年轻学者,多次听他们聊到晚清时候清军装备的洋枪,于是我想整理下手头老照片资料里相关的内容,第一篇先从温彻斯特“十三太保”开始。

手持“十三太保”的清军,1880年代
Winchester Model 1873 Musket 图片来源royalarmouries.org

单兵火器从前膛装填发展到后膛装填,从火绳到撞针底火的击发,从单发装弹到弹仓逐步发展而来,温彻斯特“十三太保”就是一款具备管状弹仓,可以连续击发的步枪。1848年美国人沃尔特·亨特(Walter Hunt)注册一种往复式装弹的步枪专利,其核心就是一个管状弹仓和杠杆组成的复杂机构,次年路易斯·詹宁斯(Lewis Jennings)购买了这项专利并进行了改进。这种改进的结构在美国内战的战场上得到了很好的检验。1866年,奥利弗·温彻斯特(Oliver Winchester)改组了拥有这项专利的公司并更开始生产温彻斯特1866型步枪(Winchester Model 1866),土耳其能够在1877年的俄土战争中战胜俄罗斯有该型枪的大功劳。1873年该公司又推出Model 1873,部分零件替换为钢制,价格更便宜,并有一款出口的军用型Model 1873 Musket,也就是这张老照片里清军所持这款。这款枪的枪管长30英寸(1873的另两种型号枪管长度分别是20和24英寸,很明显这款Musket射程更远),算上枪托全长48 3/4英寸,弹仓可储存13发子弹,因此在中国常被称为“十三太保”。

温彻斯特步枪原理动图

老照片里这款步枪,从扳机后部的杠杆式上弹机构就可以看出来这是温彻斯特步枪,超长的护木和三个金属箍可以确定是M1873 Musket型。三人腰间都缠着子弹带,中间这位虽然面相尚稚嫩,但看着洋洋得意,明显是个军官,旁边有随从拿着他的顶戴和双筒望远镜。有意思的是这位军官的手指甲很长,想来应该会影响射击速度吧……

Winchester Model 1873 Musket 局部,图片来源ima-usa.com
Winchester Model 1873 Musket 局部,图片来源ima-usa.com
Winchester Model 1873 Musket“望山”,图片来源ima-usa.com
Winchester Model 1873 Musket 局部,图片来源ima-usa.com
Winchester Model 1873 Musket 局部,图片来源ima-usa.com
Winchester Model 1873 Musket上盖打开状态,图片来源ima-usa.com

一种武器的流转

前阵子去南理工时参观了设在校内的兵器博物馆,展品很精彩,负责解说的同学也很专业。参观完枪械展厅,我想起有几张照片很久以前就想写了,因为一种武器将那几张拍摄于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照片勾连起来,反映了其在不同群体中的流转。

从小处说是一种武器的流转,实际上可以放大到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甚至抗美援朝战争中先进武器的获得。几年前在朋友那里看到一组尺寸很小的照片,贴在薄纸上,可能是制作于战时的原因,洗印和保存的条件都不太好,内容主要是1948年的豫东战役相关,有战斗前的动员,有战斗中的场景,也有战后战利品的展示。其中一张照片是位战士趴在房前操作一支尺寸巨大的步枪,旁边还放着几组配合这种步枪使用的大号子弹,以我有限的枪械知识,这应该是一支反器材步枪,用来对付坦克和装甲车,那个时候中共军队应该还不能设计生产这么高级的武器,一定是在战斗中缴获来的,更重要的是,我想起2013年在美国看到的另外一组照片,也有这种枪,不过操枪的分别有美国士兵和国军士兵。

南理工校园里的兵器博物馆
豫东战役后,一位解放军士兵在操作一支尺寸巨大的步枪
援华美军设在龙陵的一处武器修复站,红框内立在墙边最长的那支枪,1944年
枪支修复后,由美军试射,龙陵,1944年
正在训练使用这种步枪的国军士兵,1944年

经过一番查找,可以确定这种步枪的型号是博伊斯反坦克步枪(Boys Anti-tank Rifle MK I*)。坦克和装甲车的出现促进了针对性的单兵武器研发,要想击穿装甲,就要提高弹丸的动能,中学物理就学过,这需要提高弹丸质量或增加弹丸初速,简单来说来说就是要比普通步枪的子弹有更重的弹头和更大的装药量,也就是尺寸更大的子弹,并且需要尺寸更大的步枪来匹配。1937年英国推出了一种新型的反坦克步枪,以其研制者,曾主持英国小型武器委员会的亨利·博伊斯(Henry C. Boys)来命名。这种枪长度超过1.5米,重量接近17公斤,口径0.55英寸,每个弹夹装5发子弹,100码的距离内可以击穿23.2毫米的装甲。除了在英国恩菲尔德的皇家小型武器厂生产,还有在英联邦国家加拿大的多伦多英格力斯公司(John Inglis Company)生产,英国本土生产的定型为MK I,在加拿大生产的定型为MK I*,外观主要区别在于枪口制退器从碟形改为两边开孔的长方体,支架从T字型改为人字型。英军装备了这种反器材枪后,德军坦克的装甲厚度也大幅提升,因此在欧洲战场这款枪很快被取代(1943年),但对于远在亚洲的中国战场这款枪并不过时。1942年美军援建撤退到了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为其装备了从加拿大采购的博伊斯反坦克枪,每个营都有一个13人的反坦克班,配发3支博伊斯反坦克步枪。据维基百科上引用的资料,美军共提供了1269支该型号步枪给国军,但实际投入中国战场的要远小于此数,当时在美国看到的那批照片中就有1944年7月美军专家指导国军士兵使用这种枪械的情景。在滇缅战场上这种枪主要针对的是日军的九五式轻型坦克和九七改中型坦克(“功臣号”坦克就是一辆缴获的九七改中型坦克),其中九七改车顶和底部装甲厚12毫米,正面和侧面装甲厚25毫米,从参数上看这款枪略有些力不从心,远不如后来装备的巴祖卡火箭筒有效。不管怎么样,这些装备在国军部队里的“Boys”保留到了解放战争中,并有被中共军队缴获的案例。

我猜,照片里那支被缴获的反器材枪很有可能被送去研究和仿制了,不知后续如何。

照片里的大相机

前阵子英国某拍卖行的照片专场里有张上海嘉定文庙前“仰高”坊的照片,图录上说可能是查尔斯·利安德·韦德拍摄的。说起韦德,我脑子里跳出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他用“猛犸”底片拍摄的照片,一种尺寸超大的蛋白照片。

拍卖会上那张嘉定文庙“仰高”坊的照片

查尔斯·利安德·韦德(Charles Leander Weed, 1824-1903)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小时候随家人搬到了威斯康星,后来又搬去了加州。1854年在萨克拉门托的影廊担任摄影师,四年后成为罗伯托·文斯(Robert H. Vence)开设的照相馆的合伙人。1859年他去现在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拍摄了一系列风景照片,如今已成为美国国家公园的重要档案。这一年11月21日他和霍华德(Mr. Howard)乘船从旧金山前往香港,次年9月21日离开香港前往上海去开辟照相市场,八天后抵达,成为最早在上海开设照相馆的外国摄影师之一。不过他这次在上海停留的时间不长,1861年下半年他出售了所有的底片后返回旧金山。1866年1月26日他重返香港,和他的哥哥和妹妹一起开了家影廊,这次他把曾在约塞米蒂使用过的用于拍摄“猛犸”底片的大相机也带了来。1866年7月31日,他收到获准前往中国内地旅行的护照,期间可以肯定他去了上海,但因为生病的原因没有机会走得更远,1867年他去了日本,1868年5月从上海返回旧金山。1868年底他再次从旧金山来到上海,在广东路开了家照相馆,1872年将所有的设备和底片转让给洛伦佐·费斯勒(Lorenzo F. Fisler)回到美国,此后再没有回来。

韦德和文斯在萨加拉门托开的照相馆广告

比较常见的所谓“大尺寸”(Large format)蛋白照片,尺寸差不多是8×10英寸,但“猛犸”的尺寸最大可以到18×22英寸,韦德使用的尺寸是16×20英寸。看这些数字的增加似乎干巴巴的没什么感觉,但实际上照片面积的增大也就是底片面积的增大,是镜箱体积的增大,影响便携性;其次需要的玻璃板更大,要求摄影师制作湿版的过程更迅速,必须对这个过程非常熟练;更大的底片需要更大的进光量,这要求镜头的素质更好,相应的,价格肯定也就越高。简而言之就是“猛犸”不好拍不流行,留下的作品自然也少,自然也更珍贵,目前已知只有韦德在中国拍摄过这么大的蛋白照片。2013年我在美国有幸看到一张,是在上海的苏州河口自北向南拍摄的外滩,特意请朋友John帮我和那张“猛犸”照片拍了合影。

我与一张“猛犸”的合影,可以轻易看出这和常见的蛋白照片尺寸差别

韦德和位于加州旧金山的托马斯·豪斯沃斯公司有很多合作(Thomas Houseworth & Co.),在那里发布过好几个种类的作品。在该公司1869年的目录上刊登了一组署名韦德的立体照片作品“东方的风景”(Oriental Scenery),前60个编号是中国部分,后面是日本部分。中国的那组照片分别拍摄于上海(含嘉定和松江)、苏州、无锡、香港和广州。遗憾的是我还没有发现完整的可与这份清单对应的作品集,只看过其中零星几张。说回到这张照片,拍卖行认为“可能”是韦德的照片理由是豪斯沃斯公司那套“东方的风景”里第23号是“孔庙前的牌楼,嘉定”(Gateway of Confucian Temple, Kading)。我没有见过豪斯沃斯那套作品里的这一张是什么样子,是谁拍的不好说。这张照片吸引我的是照片右下角有个戴小圆礼帽穿西装的外国人站在岸边,他前面摆了一架照相机。以旁边的人作比例尺,镜箱的高似乎接近成年人小臂加上手的长度,比常见的拍摄8×10底片的相机要大不少,我的第一感觉:这是拍“猛犸”的相机吗?!但仔细再看看,摄影师脚下有个小木匣,那是用来装底片的,这样看来照片尺寸肯定到不了“猛犸”的标准。而且,这个镜头很长,镜箱进深不大,也说明底片的尺寸不是特别大,一定不是“猛犸”。不过,后面的石围栏边似乎还有一个三脚架支撑着的,方方正正,尺寸巨大,盖着一块布的物件,正被一群国人围观。这个尺寸,更接近其他早期摄影先驱使用过的拍摄“猛犸”底片的相机。是“猛犸”吗?虽然不确定,但我真希望是。

韦德用“猛犸”拍摄的上海龙华塔
照片中的相机尺寸是拍摄干版的常见的8×10大小,1900年代
美国摄影师威廉·亨利·杰克逊(左一)和他的拍摄17×22英寸“猛犸”的相机(红框中),1870年代
美国摄影师威廉·亨利·杰克逊在新墨西哥州做拍摄“猛犸”前的准备,1885年左右
拍卖会上嘉定文庙那张照片的局部,下面的红框中是一台大相机,后面的红框中可能还是一台大相机,看尺寸和美国摄影师威廉·亨利·杰克逊用的很像,也许是一台拍“猛犸”的相机

画册China of To-Day

前几天在朋友处看到一本画册,开本28×36cm,书名《今日之中国/黄祸》 (China of To-Day or The Yellow Peril),副标题很长,“图说有关中国危机的主要地点、事件和人物”(Illustrating the Principal Places, Incidents, and Persons connected with the Crisis in China),共92页,290张图。关于出版时间,画册里并没有写。我查到同名画册大体有两个版本,其一是1900年代,其二是1969年(如英国V&A博物馆和美国亚特兰大的HIGH美术馆)。从网上检索的情况来看这两个版本在封面上非常相似:都是墨绿的底色,书名居上,下边是一条非常丑的龙在戏珠(也许是大清国旗的变体),图案和文字都是黑色。不同的地方是1900年这个版本在书名和龙之间写了副标题,龙的下面写着印刷单位的名称和地址,而1969年的版本则是把原本有文字的地方换成了黑色的粗线条。更大的区别是两个版本的编辑者不一样,1900年代的版本由查尔斯·纳皮尔·鲁宾森(Charles Napier Robinson, 1849-1936)编辑,1969年的版本则由罗纳德·布鲁克斯·凯塔什(Ronal Brooks Kitaj)编辑。从副标题上看,所谓“中国危机”应该是指义和团运动,而且这本画册中收录的照片没有晚于1901年的,所以我偏向于认为看到的这本画册是1900年代出版。

我所见到的那本《今日之中国》的封面
V&A收藏的1969年版China of To-Day的封面

正如画册副标题所说的,所选照片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与西方在文明方面的交流与碰撞有关,比如英法联军1860年的入侵、西式军队在中国的建立、教会学校的开办、主张洋务的李鸿章、八国联军中的英军统帅西摩尔等等。一些照片常见,但有几张照片我也是第一次见,其中一张照片有个小细节值得一提。英国摄影师费利茨·比托1860年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拍了一张安定门的全景,隐约可见城墙上的五虎杆,这种装置类似信号塔的作用,白天挂旗晚上挂灯,而且旗或灯的数量各有含义。这本画册中则在其中两根杆子顶端画上了英国的米字旗和法国的三色旗,放大后看手绘的痕迹非常明显,我想编辑者就是想强调这是已经被英法联军占领的北京城吧。

书中收录的比托拍摄的安定门全景,黄圈中可见英国和法国国旗
比托拍摄的安定门全景原图,Getty收藏
书中两面国旗的特写,手绘的痕迹很明显

说到编辑者,画册里只写着“Chas. N. Robinson”,实际上全名是Charles Napier Robinson。他生于英国的肯特郡,13岁加入英国皇家海军,1882年退役时的军衔是海军上校。此后他一直在和海军有关的领域从事报道和写作,如自1895年起鲁宾森开始作为《海陆军画报》(The Navy and Army Illustrated)的编辑,此后还曾担任海军通讯员并负责编辑《皇家海军年鉴》(The Naval Annual),创作了几本关于海军的小说。其中《海陆军画报》这几年在内地的收藏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这本杂志最初定位在以图文方式描述英国军队的日常生活,但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军队,英军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自然会占很大的比重,和中国有关的内容包括甲午战争的后续和义和团运动的报道。这份杂志在1903年与《国王》(The King)合并,更名为《国王与他的海陆军部队》(The King and His Navy and Army ),因为大幅缩短了和军事行动有关的篇幅而销量大减,1906年重新恢复以《海陆军画报》为名出版,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终止发行。也因为有《海陆军画报》的这层关系,该画册的出版地址与杂志的出版地址一样。

书中收录的一张全家福

从这本画册收录的照片来看,收藏于英国的十九世纪中国照片很有深入挖掘的潜力,也许能找到更多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直接相关的照片,拭目以待。

寻访朱凤标故居

这件事的缘起是因为一张老照片,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一本梁时泰拍摄的醇亲王奕譞府邸相册中,有一张从高处向低处拍摄的照片,近处是一个面积非常小的房子,远处是一排房子,用墙隔成一个个院落。梁时泰习惯在作品上留有手写的说明,这一张照片也不例外,在照片的右侧写着“朱文端公祠”。“朱文端公”是谁?为什么“当今圣上”亲生父亲的家里会有一位外姓人的祠堂?

梁时泰拍摄的醇亲王奕譞宅邸相册中的“朱文端公祠”

谜底很快就被解开了,这位“朱文端公”即朱凤标,字建霞,号桐轩。浙江萧山人。嘉庆五年(1800)八月二十二日生。道光十二年壬辰科榜眼。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学政,国子监司业,侍讲,侍读学士。道光二十五年授内阁学士,迁兵部侍郎,改户部侍郎。咸丰元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年起历刑部、户部、兵部尚书。咸丰九年因顺天乡试案革职降侍讲学士。十年复授兵部尚书,十一年改吏部尚书。同治七年正月授协办大学士,四月迁体仁阁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一年休致。同治十二年(1873)闰六月卒,享年七十四,赠太子太保,谥“文端”。[1]朱凤标自道光二十五年起为皇七子奕譞授书,当时奕譞才五岁,朱师傅“讲习勤恳,阅十五年如一日。”奕譞对他的这位老师非常敬重,自费出版了老师的遗扎。这些遗扎珍贵在于朱凤标曾长期居住在澄怀园(位于圆明园福园门南,是专为南书房和上书房词臣所设的寓所)的近光楼,藏书和文稿都保存在那里,一同毁于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大火,临终前他又焚毁了后来的文稿,所以留下的信札、文稿很少。醇亲王还在家中为老师设立的祠堂,供奉朱凤标的一幅坐像,请“上书房教读诸师傅和曾在上书房读书的兄弟子侄,每人为遗像题诗一首,装裱成卷。”[2]放大梁时泰的那张照片,可见后面那排房子中的一间上面悬匾“恩师祠”。朱家溍先生也曾提到:“醇亲王在其府中建造一座厅,供老师的遗像和存贮遗扎。这座厅在王府的正院之西,花园之东,就是现在卫生部之西,宋庆龄故居之东。这座厅的匾额为’宝翰堂’三字,就是指所存三十一幅书扎而言,匾额为贝子奕谟所书,1950年文物局拍摄醇王府照片时,匾额还依旧挂在前檐正中。”[3]这里的宝翰堂已经是醇王北府时期了,而梁时泰照片中的“恩师祠”则是在适园时期。

梁时泰那张照片的局部,放大后可以看到“恩师祠”的匾

在手机地图上有“朱凤标故居”和“朱氏宗祠”的定位,正好我要去萧山出差,决定去看看。10月16日,我办完正事已过中午,一般博物馆下午四点半就不让游客进了,我担心赶到那里会来不及,但没能在网站上找到“朱氏宗祠”的联系电话,也看不到开馆和闭馆的信息。为了节约路上的时间,我决定坐地铁到姑娘桥站下车,剩下的两公里多大概只需要走半小时。从前一晚开始下的雨丝毫没有停的意思,我给背包套上防雨罩,但我自己没有伞也没有雨衣,说不定到了那里雨就停了。我低估了南方秋天的雨,从姑娘桥站出来雨反倒比之前大了,用一句网上流行语:来都来了。下刀子也要去,反正只剩下两公里多的路程了。姑娘桥站是杭州地铁五号线的终点站,位于彩虹大道上,车站外一辆接一辆的泥头车喷着黑烟轰隆而过,那里正在修建与联东路相交的高架桥,金属支架将巨大的混凝土桥面架在距地面五六层楼高的空中,显得汽车和行人都非常渺小,柴油发动机冒出的黑烟在雨中久久不能散去,加上泥泞的路面和大雨,似乎给我这趟访古之旅涂上了些许惨淡的气氛。

彩虹大道与联东路路口用钢管支架支起来的桥面
路口南侧被支起的桥面

先沿着彩虹大道往东,在联东路转南,在萧明路转东,一路上都是商品楼的工地,围墙蚕食着人行道,路上没别的行人,只偶尔有汽车飞驰而过,溅起巨大的水花,我一个人似乎很享受下雨似的在路上疾走,眼镜都模糊了。看到榜眼路的路牌转南,路名一看便知和朱凤标有关。榜眼路的西边是条小河,紧靠路两侧都是小工厂,从事基础的金属加工,因此空气里满是金属粉屑和尘土混杂的味道。继续往南,路的东侧出现了大片的农田,西侧也从小工厂变成了民居。村子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三层或四层的小楼,样式很气派,一楼的大门上有的写着“紫气东来”,有的写着“以马内利”,有的写着“通运商善”等等,看起来这里村民的经济条件很不错。继续向南,经过一座小桥往西拐,走到一片楼房中间,大家盖楼选址似乎都很随性,路网如迷宫一般,好在手机地图的导航很精准,终于看到被小洋楼包围着的一座白墙黑瓦院落,绕到正门,我最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一把铁将军守门。进不去就进不去吧,外面看看也挺好,这座院子门前两侧立着几通石碑,最内侧的两通上写着“道光十二年一甲二名进士”和“道光壬辰科榜眼及第”,门上方悬匾“朱氏宗祠”,与大门隔路相望原有一对幡杆,现在只有夹杆石幸存,再往南是一汪大水池,东边与河道向通。离开前我给朱传荣老师发了照片,说自己正在朱氏宗祠前,和她聊了两句才知道这里并不是一座开放参观的纪念馆,平时只有一位朱氏族人在管理,所以在网上查不到开门和关门的时间信息。此外,朱老师还提到朱凤标故居门前有座小码头和一座小石桥值得一看。原来这座朱氏宗祠不是朱凤标故居吗?

萧明路北正在建设中的住宅楼
榜眼路的路口,有个牌子指明通往朱家坛村的路
榜眼路上写着“紫气东来”的大宅
在榜眼路上见到这座小桥转西
终于看到朱氏宗祠了(从后面)
朱氏宗祠前的石碑
祠堂前的夹杆石
朱氏宗祠正面

我沿着河道往东,绕过一座小楼,一座黑瓦白墙的大宅子出现在眼前,宅子位于河道以南,有一座非常小巧的石桥连接北岸,写着“朱凤标故居”的文保碑也都立在北岸。远观这座大宅,有一点点堡垒的感觉:北面只有一座门,没有与石桥相对,墙基是半人多高的宽大条石,一层只开了小窗,用石刻的窗棱装饰,二层的窗户略大,两边的窗框向外有个斜面(像射击孔但我猜也许是为了更好地采光)。朱老师说的小石桥很显眼,码头初看似乎是伸向河中的石阶,但仔细看还会发现石阶旁边的石头上凿出了一个类似钱孔的装置,在北方也常见于大宅门前,作拴马用,到了南方就化作拴船之用了。站在小石桥上,我想起鲁迅在《社戏》里关于房子、码头、船和河道的描写,“鲁镇”和萧山同在江南,想来差不多吧,隐隐地感到些夏秋水乡的浪漫。绕到大宅的南面还有两座门,和北门一样上了锁,以及1999年立的文保碑。据文保碑上的介绍,这座建筑又被称为“榜眼墙门”,东西各三进,这从卫星地图上也能看出个大概,另外还提到“与万寿庵等其它建筑总体成局”,不过这个“万寿庵”我没能找到,当时只偶遇了一个放学的小学生,什么都没没打听出来。但是朱凤标故居东侧有一座已经坍塌了的老房子,看外墙和朱凤标故居很像,也许就是万寿庵吧。此外,地图上在朱氏宗祠东边不远还标注了一处“金氏宗祠”。朱老师在《父亲的声音》曾写道:“元末战乱中,朱熹的七世孙朱寿逃难到了浙江,家谱上记录说,’至萧,赘于金氏,生三子:广一、昌二、明三。婺源一脉,遂开族于萧邑。’在萧山落脚的村子原来叫金家坛,后来朱姓渐众,改叫朱家坛,至今如此。”[4]所以那座“金氏宗祠”应该是这么来的吧,可惜我没能找到。

朱凤标故居和水道、小石桥
石桥和码头,黄色圆圈内即拴船处
朱凤标故居南面的门
一层的石质窗棱
朱凤标故居东侧风格相似的老房子,已经挂牌危房
危房东侧已经坍塌了
Google Earth里的朱氏宗祠和朱凤标故居

不知不觉中,雨竟然停了,青灰色的天空下,凸显了这座黑白配宅院的庄重严谨。老房子还在,宗祠还在,朱凤标的后人们枝开叶蔓,早已走出朱家坛走出北京。老师从一个孩子五岁起教了十五年,一定会对这个孩子的人生观产生极大的影响,奕譞从皇子到郡王到亲王,在老师身后几次易居都在家中为其设立专祠,为老师出版遗扎出版遗像诗,我想这份师生情可以说后无来者了吧。

朱凤标故居北面全景

注释:
[1]朱彭寿原著,朱鳌、宋苓珠改编整理:《清代大学士部院大臣总督巡抚全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8月,P73-74
[2]朱家溍著:《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8年12月,P292
[3]朱家溍著:《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8年12月,P290
[4]朱传荣著:《父亲的声音》,中华书局,2018年9月,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