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多前（真的很久，和抗战差不多了），我年少无知，少见多怪，网上看到张照片于是便写了篇博文“老照片里的蚕池口教堂”，其实里面就一张照片。虽然在那张1870年代早期的照片里的确能看到蚕池口教堂（实际上就是远远看到一个房顶），但现在看来时实在low。上一篇博文笔记了1878年蚕池口教堂内部的为教宗庇护九世举行的安魂弥撒，我正好借机整理了一下这些年看到的有关蚕池口教堂的照片，今天做个小总结，那些远远看到个教堂屋顶的照片就不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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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鹅峰禅寺
注意到这组照片的关联性已经很久了。很明显，拍摄于1870年代，分别出自约翰·汤姆逊和福州同兴照相馆的这组照片拍摄的是同一个地方。2014年在灯塔国某图书馆有幸看到同兴照相馆拍摄的原作，这座建筑的匾额可以看得很清楚，不过因为拍摄角度的原因，只能看到匾额的下半部分，容易辨认（猜测）的是后三个字：“峰禅寺”，说明这是一座小寺庙，结合卡纸上的手写说明这座寺应位于福州北岭（Pe ling）附近。匾额上的第一个字隐约可见下半部分是个“鸟”字，我第一个联想到的是“鹫”，“鹫峰”也是和佛教胜地有联系的一个词。上网搜了搜，福州闽清县坂东镇北部山区恰巧有座“鹫峰禅寺”。遗憾的是在卫星图中看周围山势并不像。更重要的是，闽清和北岭隔着一条闽江呢，一东一西，不可能。这个下半部分是“鸟”的字，我还考虑过“鹭”，可惜福州附近并没有这样的地名，也没有这样名字的寺庙。
大报恩延寿寺遗址旧影
09年写过一篇“清漪园大报恩延寿寺遗址老照片”，当时累计找到8张不同时期这处遗址的照片，在文末我写到“我相信大报恩延寿寺在1860-1888年之间不可能只有这么8张照片存世，肯定还有别的摄影师拍过，肯定会慢慢冒出来的。”果然，这些年的确又有些新发现，有两张该遗址的正面照。选择今天发似乎也有冥冥天意：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写“延寿寺”＝＋1s。
约翰·汤姆逊的《柬埔寨古迹》相册
1862年约翰·汤姆逊前往新加坡投奔他的兄弟，并在那里开了一家照相馆，1865年搬去泰国之前游摄的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一些城市。在泰国开照相馆期间又游历了老挝和柬埔寨，1866年返回英国，186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作品集《柬埔寨古迹》（Antiquities of Cambodia）。这本相册是墨绿色封面，烫金印有“Antiquities of Cambodia, Illustrated by Photographs, Taken on the Spot”，尺寸270 x 379mm，共16页，每页贴有蛋白照片，其中两页是3张照片拼成的全景照，卡纸上有简略的图说，大部分照片有“J. Thomson”的签名。相册中的主要内容是吴哥窟，汤姆逊虽然不是第一个发现吴哥窟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拍摄吴哥窟的摄影师，可以相见当时的世界看到这些照片会是多么惊讶！也是凭这样的成就（至少起主要作用），他在1866年（在出版前他曾多次展示并讲解这些在东南亚拍摄的照片）被吸收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会员。
普陀山普济寺永寿桥的三张照片
普陀山普济寺前有方莲花池，名海印池。池上有桥三座，东边的这座叫永寿桥，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从永寿桥东南向西北拍摄，这个角度很多摄影师都尝试过，我选了不同时期三个人拍摄的作品，按时间顺序分别是1860年代佚名、1871年汤姆逊拍摄和1930年代郭锡麒（1895-1976）所摄。郭锡麒是广东中山人，字清观，1929年加入华社，是华社的核心人物之一。
阿道夫·克莱尔和他的中国照片
早上一睁眼，就发现我的微信被一个150年前到过中国的瑞士人刷屏了，没错，就是阿道夫·克莱尔（Jakob Adolf Krayer-Foerster, 1834-1900）。这位当时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在中国采购丝绸的商人坐了58天的船于1860年4月19日抵达上海，除了1864年回过一次英国外，多数时间都住在上海，在1868年10月离开中国前游览了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对，都是当时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相册，是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照片，所幸一直保存完好并传到了他的曾孙女手里，更有幸的是这本相册里的内容1995年在瑞士出版了（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今天被刷屏的这条微信就是澎湃新闻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挑选了相册中的91张照片新出版了本画册。
其实，对于关注早期摄影史在中国的传播，或早期来华摄影师的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特别是他那本相册里的部分照片2002年的时候曾在国内展出过，是瑞士驻华大使馆的项目，而且当时最“惊艳”的照片是一张远眺杭州西湖和保叔塔的照片。华东师大出版社这个版本我还没拿到手，暂时无法评价，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这样的说法不太妥。这本相册中的照片大多都不是阿道夫拍的，是他“收集”的，比如那张上海外滩的照片就是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收录在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画册第三卷中（有裁剪）；还有崇文门外大街那张在东洋文库收藏的相册Views of China里也有，个人浅见应是华芳照相馆“所摄”（AFong，不是阿芳本人所摄，具体是谁改天讨论）。综上，说这些照片代表了阿道夫在中国的所见就不十分准确了。
其实像阿道夫这样的早期来华生活、经商，最后带回去一些中国的照片并保存至今的外国人并不鲜见，那些照片有些进了博物馆，有些散落在交易市场，有些还保存在后代手中，而阿道夫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自从到中国后一直在写日记并完整保留下来，这为很多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确切的佐证。另外选择今年出这本书我想还有政治层面的考虑，今年是中瑞建交65周年，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项目。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期待华东师大出版社这本画册，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关中国老照片的出版项目。
香山林亚九
在中西交通的历史上1793年是极具标志性的，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王乔治三世，率领庞大的使团，携带含有当时最先进科技成果的礼物来到中国，以为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试图建立两国间正式的贸易关系。从图像的角度来说，使团中的随行绘图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绘制了大量客观、精确的素描和水彩画，这在之前欧洲派往中国的使团或传教士中都是没有过的，让西方世界在摄影术还没有被发明前可以更准确的看见中国。其实，这一年除了外国人的西来，还有中国人的东去。
钟楼广场的变迁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微博上贴了张照片：灰色的天空下，一个人站在钟楼广场上，面对钟楼背对镜头，脚下是一堆碎地砖。这张照片甫一出现便在网络上即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和转发，很多人怀疑，甚至质疑为什么要“拆毁钟楼广场”，最后，官方澄清这是一场误会，只是钟楼广场在更换地砖而已。
现存的钟鼓楼是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的，但其址作为钟鼓楼早在元至元九年（1272年）就已经开始了，这里附着了太多人们的记忆和感情。钟楼上悬挂着明永乐年间铸造的，现存体量最大，份量最重的古代铜钟；鼓楼上有一面主更鼓和二十四面小鼓，其中现存的主鼓直径近两米，由整张牛皮蒙制。在清乾隆时期，每天寅时和戌时分别要进行两次报时，先敲鼓后鸣钟，分别称为“亮更”和“定更”。定更时城门关，交通断；亮更时，城门开，是为“晨钟暮鼓”。在北京城的人们熟悉北京站和电报大楼的《东方红》乐曲之前，钟鼓楼是北京城最重要的报时中心。
对于之前提到的站在钟楼广场碎地砖上的照片，网民有如此激烈的反应也很容易理解：钟鼓楼在北京的中轴线北端已经矗立了几百年，这里承载了太多的感情、回忆、历史和文化。几百年来，虽然高大的钟楼和鼓楼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但两楼之间的小广场却一直在变化，这可以在一系列老照片理出线索。
目前已知最早的钟鼓楼照片是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由法军中负责地图勘测的查尔斯·杜宾上校拍摄的，他站在安定门附近的城墙上，为钟鼓楼拍摄了一张合影。到了1870年，借助约翰·汤姆逊拍摄的照片，我们有机会看到那时的钟楼广场：车轮在地面的泥土上留下深深的车辙，两边民居的地基要比广场高，说明在汤姆逊前去拍照的年代这里就是经常积水的区域。至于积水有多严重，可以1890年代的照片上看出来：广场西北角有座简易的石桥，桥洞大概有半人高！尽管当雨后积水时钟楼倒映其上很美很安详，但这无疑会另周围的居民和过往行人不易通行，更不卫生。民国成立后，政府发起卫生运动，钟楼广场的积水情况终于得到改善。1925年，在鼓楼下成立了“京兆通俗教育馆”，建有传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固定陈列馆，展出矿物标本、海洋动物标本、昆虫标本、两栖动物标本和鸟兽标本，还有矿山模型、油井模型、石膏做的人体骨骼模型等，另设有图书馆和代人写字处；钟楼则改建为教育馆附属的电影院，钟楼广场也被开辟为“民众商场”。别看面积小，这座“民众商场”与当时的天桥齐名，是固定的集市，也是平民娱乐场所。场内的东南角和西北角各设有一座固定的茶社，分别叫“第一民众茶社”和“第二民众茶社”，据说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曾在第二民众茶社的剧团学过艺。据常人春先生说，这里还有卖药丸、吞宝剑、拉洋片、变戏法和耍狗熊的表演，“每逢过年，锣鼓喧天，声传遐迩。”少不了的还有各式北京特色小吃，如扒糕、凉粉、灌肠、豆汁、爆肚、炸糕、驴打滚、茶汤、油茶等等，每个摊子都在长案和板凳旁支起遮阳伞；孩子们则总是围在卖蜜饯杏干、螺丝糖等零食和卖木刀、面具、万花筒等玩具的摊位前，好不热闹。
城市要发展，百姓的生活条件需要改善，更换地砖很正常，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但那些承载着北京人感情的建筑和物什不应该简单地拆除或扔掉，因为这毕竟是历史，是文化，是北京根的一部分。
你眼里的我和我眼里的你
前一阵子友@刘杳 在微博上晒出两张图AT我，是《文靖公遗集》中的两页。文靖公即宝鋆，曾任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这两页中有他对“泰西照像人”“未士丹忱”（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为自己和同僚董恂、毛昶熙、沈桂芬、成林等人拍照的记录，甚至简单描绘了汤氏的面容。巧合的是，汤姆逊也把他给这几位当时清廷大员拍照的事情写进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两厢对照，读起来很有趣。
其实，他们如何记录和描写并不是我想表达的重点，我想说的是，对于中国摄影史的研究或梳理，Terry Bennett先生已经从他的角度用他的方法做了大量工作，给中国的研究者搭了个很高的台阶，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擅长（熟悉历史和语言）来继续盖这个高楼，比如，方法之一就是去翻那些古人的诗词，应该会有新收获。
汤姆逊和赖阿芳的摄影风格异同
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汤姆逊（John Thomson）和赖阿芳都是1870年代很NB的摄影师，虽说他们都是商业摄影师出身，拍照片是为赚钱的（当然，汤姆逊有更高尚的目标驱使，把照相馆和大部分在香港拍的底片都卖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无论构图、洗印的技术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比如爱丁堡公爵当年访（实际上是路过）港，只有他们两人受邀为公爵拍摄肖像。两人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离得很近，是竞争对手，但又惺惺相惜（也许这个用词不准确，因为目前只能看到汤姆逊对阿芳的称赞，没见到阿芳怎么说，这算好基友吗？），汤姆逊曾经这样评价阿芳：在香港有个叫阿芳的中国人，他有着精致的品味，凭着这些作品他在伦敦混饭吃也没问题。（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在我看过他俩的很多作品后，还是想让他们PK一下，比比到底是谁的作品更好！恰巧，他俩的作品内容有不少相似的，很适合放在一起比较，我选了几个例子，每个例子里面上图都是汤姆逊拍的，下图都是阿芳（准确说是华芳照相馆）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