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钓鱼台，小时候经常在电视和收音机里经常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总是有谁谁谁下榻那里或者领导人在那里接见谁谁谁。后来到北京上大学，报到那天的前夜刚下了雨，地上湿湿的，我坐302路，被挤在乘客中间只能看到一小块儿车左侧的窗户，从西客站开出来也不知道多远，突然路边上出现很多松树，被雨水冲刷后显得油亮油亮的，特别精神，听报站说到了钓鱼台，原来这就钓鱼台，就是以前总听到的一个地方，结果大门什么样都没看到就过去了。又是好多年后，接到某公司的面试通知，竟然面试地点就在钓鱼台里！虽然我们都互相看得上，但是我选了另一家对我有深远影响的公司，这是后话了。面完我也没敢在院子里多逗留，因为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一个人在里面闲逛太显眼，最后匆匆从东门出去了。当时钓鱼台给我的印象就是：地毯真好，又厚又软；服务员都很闲，看得出小姑娘们真是的无聊的很；园子里的喜鹊真肥，比外面的大几圈……在逛过钓鱼台的“今生”后，又过了好多年，我在美国看到一张照片，没想到是偶遇了钓鱼台的“前世”。
作者： jnxu
复兴门外英国公墓
几个月前在美国看到两张1945年拍摄的照片，是北京西侧城墙一处豁口外的院子，院子里是一片墓地，还有一座小教堂。根据不远处的月坛和阜成门可以推断出这处豁口就是现在的复兴门所在，当初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规划在城西今三里河一带建设新的行政区，连接旧城和这个“西新市街”的主要道路之一就是从这个豁口通出去的，也就是现在的复兴门外大街。那这个院子是什么地方？
1900年上海的三个瞬间
1900年对中国是个值得记忆的年份，这一年中华帝国的首都再次沦陷外夷，这一年之后，穷途末路中的清政府开始尝试政改。当义和团运动在华北风起云涌的时候，饱受天平天国摧残的江南士绅决议共同维护上海的稳定，避免列强借口入侵；及清帝对十一国宣战，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驻上海领事商订《东南互保章程》，明确“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因此这一年的夏天，京城炮火纷飞，上海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摄影师詹姆斯·利卡尔顿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来到上海。
伊撒博拉和她的北京图文日记
“9月21日，早上7点抵达通州，早餐后，于8点半骑马前往北京城。通州是一座城墙围起来的城镇，城内还有一座塔。穿过城镇，沿着石板路就能抵达北京，一路上有很多座陵墓和石碑，还有驼队、送葬队伍、独轮车和遮天蔽日的尘土，城墙很高，很多层的城楼非常壮观。穿过一条很长的街道抵达旅馆，尘土、壮美的景色以及有趣的事物交织在一起。在酒店又用了早点，那里有很好的房间。杰克出去寄信后与何天爵先生（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一同回来，坚持要我们搬到使馆去住，在那里喝了很棒的下午茶，然后洗了热水澡，接着晚餐，然后上床睡觉。”
又一张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像
最近微博上在传一张李鸿章的坐像，手工上色，便装，卡纸上有李相的题字“大清钦差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奉送大美前君主格”，说明这是送给美国前总统（第18任）格兰特的。很明显，这是一张梁时泰拍摄的照片，我的博客上曾经介绍过他拍的另两张李鸿章坐像。格兰特卸任总统后环游世界，1879年曾在天津停留并和李鸿章见面，两人拍了一张合影，也是梁时泰所摄。这张合影也有很多可说的，比如用光。从茶几、两人脚下的光斑来看，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梁时泰肯定用了不止一组光源，有正面的打光（两人面部都很亮），还有从上面打的光。也许你会说这些光斑都是后人PS的结果，包括被抠去的背景，对此我并不认同，PS出来的光斑不会是这样的效果。
銮驾库宝瓶的遗影
摄影，最基本最单纯的功能就是记录。一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的照片，英军的机关枪部队占据现在公安部大门偏东一点儿位置的銮驾库，随军记者拍了好些个印籍士兵在里面比划的照片，摄影师的目的是为了记录，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意义的不是看他们“舞枪弄棒”，而是弃置在銮驾库庭院内的卤簿依仗。
收谷亭的两张老照片
在北京诸多皇家坛庙中，以中轴线南端，东西相对的天坛和先农坛为面积最大，如今天坛变成了公园，面积和明清之际变化不大，先农坛的主要部分成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面积就小多了。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两坛的命运开始发生转变，天坛驻扎着英军，先农坛驻扎着美军，两坛的部分建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到了民国，先农坛很多建筑被拆除，还被辟为城南公园，后又改做体育场。总之，先农坛里建筑的变化要远大于天坛。先农坛的老照片相对要少，而且基本上都是自美军开始驻扎起，不少都已经被改造了，原状的照片更是不多。前不久看到几本相册，里面有两张先农坛收谷亭和神仓的照片，巧合的是，拍摄角度很接近，而且正好是改造前和改造后的。
阿芳还是华芳的翻译问题
直到前几天，我才看到Terry Bennett先生的第三本有关中国摄影史的著作，而且只粗略翻了下，他有两个观点之前我自己也有总结，本来想写在博客里，结果懒，一直没有动笔。其中有一条是关于AFong的，虽然他已经发表在书里了，我还是想在博客里再说一次，权当是给自己做备忘录了。
汤姆逊和赖阿芳的摄影风格异同
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汤姆逊（John Thomson）和赖阿芳都是1870年代很NB的摄影师，虽说他们都是商业摄影师出身，拍照片是为赚钱的（当然，汤姆逊有更高尚的目标驱使，把照相馆和大部分在香港拍的底片都卖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无论构图、洗印的技术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比如爱丁堡公爵当年访（实际上是路过）港，只有他们两人受邀为公爵拍摄肖像。两人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离得很近，是竞争对手，但又惺惺相惜（也许这个用词不准确，因为目前只能看到汤姆逊对阿芳的称赞，没见到阿芳怎么说，这算好基友吗？），汤姆逊曾经这样评价阿芳：在香港有个叫阿芳的中国人，他有着精致的品味，凭着这些作品他在伦敦混饭吃也没问题。（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南普陀寺大悲阁早期照片的分界线
以前写过一篇厦门南普陀寺大悲阁的博文（素饼 南普陀寺 大悲阁 老照片），讨论了几张大悲阁照片的拍摄年代。去年因为要攒一个影展，在写图说时发现早期（1900年以前）大悲阁的照片明显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870年前和后，特征很突出，但谁先谁后，因为一直没有上手更多的实物而没法确定（网上的小图很难作为可信赖的依据，因为还要靠看相纸来判断年代）。去年底某拍卖公司出现了几张大悲阁的照片，上个月我又看到另外两张，最后终于可以判断出哪些是1870年前的，哪些是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