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赛的第一座火车站建成于1848年,即圣查尔斯车站(Gare de St Charles)1893-1896年间改建,其外立面基本保存到现在。“达啦斯村”即塔拉斯孔(Tarascon),那时候的火车没有餐车,所以遇到吃饭时间会在中途某一站短暂停车,吃完再走,崇厚一行在塔拉斯孔站吃的早饭。这座车站紧邻“倭呐江”,即罗纳河(Le Rhône),经过这座河的铁路桥1852年通车,即德彝所说的“七孔铁桥”。这座桥在1944年被盟军炸断,战后重建。“赛达庄”即赛特(Sète),德彝称这些城市为“庄”、“村”并非贬义,而是因为这些车站的名字后面多加“Ville”,德彝在游记里经常会用音译和意译结合的方式翻译地名。“都鲁斯城”即图卢兹。
德彝所说的“大者”山洞,应该是离开马赛不远的一段,用Google Earth的测距功能直线距离4.54公里。“忽又左右海汊,当中铁路,两岸鸥鸭戏水,碧绿盈眸”应该是指过了赛达的一段,以他们的前进方向来说,铁路左边是地中海,右边是陶湖(Etang de Thau)。“方的阳城”即弗龙蒂尼昂(Frontignan),这座城市在二十世纪以前的经济支柱就是晒盐业和酿酒业,所以德彝说城外“盐积如山”和产“名与城同”的“酿酒”。这里酿酒的葡萄品种主要是麝香葡萄(Muscat),所以酒味的水果香重,德彝评价“甚甘”,现在仍是A.O.C产区的一支名品。
图卢兹的火车站称作马塔比奥(Gare de Matabiau),1856年建成,1903-1905年因原建筑不敷使用而扩建,保留到现在。德彝所说的“运河”是法国的加龙运河(Canal de Garonne),修建于十九世纪,联络图卢兹和卡斯泰特(Castets-en-Dorthe),与米迪运河(Canal du Midi)相连,最终勾连大西洋和地中海。“艾根”即阿让(Agen),崇厚一行在这里停车午餐。波尔多有两座火车站,崇厚他们从马赛来是在圣让车站(Gare de Saint-Jean),建于1855年,1889年开始扩建,直到1898年才完成,保留至今。崇厚一行在波尔多住在法国人赖斯举的别墅,位于“贤真詹街280号”,即圣让街(Rue Saint Jean),现在的280号位于这条街最南端东侧的一户,屋后倒是有小院子,不知是不是德彝说的那座。
崇厚一行所乘的船经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经墨西拿进入第勒尼安海往马赛方向驶去。张德彝笔下的东面的两座岛“艾拉巴”即厄尔巴(Isola d’Elba)和“莽代克里斯兜”即蒙泰克里斯托(Isola Di Montectisto),西面的大岛“阔尔赛戛”即科西嘉岛(Corsica),拿破仑一世的出生地。“戛布雷喇”即卡普拉亚岛(Capraia Isola)。“海灯楼”即灯塔,可能是指卡普利亚岛最南端峭壁上的那座,现在已经废弃。
“哥士奇”一译哥士耆(Count 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i, 1818-1886),出生于今波兰的克拉科夫(Kleczkow),不过那时他的家乡应该算奥地利的领土。他1847年来华,最初在上海、宁波等地的法国领事馆作翻译,1850年获得法国国籍,1857年派驻法国驻澳门领事馆,1862年6月2日到1863年4月17日临时署理法国驻大清国公使代办使事,1870年回国,后在巴黎现代东方语大学教授中文。虽然他只当了一年的代办,却对大清国的外交政策影响很深。本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利后,被迫同意外国公使驻京,但只有英、法、俄、美四国,别的国家按总理衙门的想法最好都是在上海由薛焕,不行的话再交给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反正就是不要换约不要来北京。1861年才上任两个月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接待了布鲁西亚国(普鲁士)帮办班德,说他们国家的迂爱伦布要带来公文换约,而且不会在上海与薛焕对接,必须要和英法等国一样在北京换约。崇厚赶紧通知了总理衙门,回复说“该夷不在换约之列,不得以英、法为比一律换约。若仅止为通商而来,亦须请旨另派大员办理。其公文即行接收拆阅转呈,以凭办理。”是哥士奇劝说奕訢:“布鲁西亚原系大国……如与之换约,则可令其稽查漏税,严查滋事,颇与中国有裨。”不能说哥士奇这番话起决定性作用,但肯定对奕訢是有影响的。1862年葡萄牙要来建立外交关系,没通知三口通商大臣而是直接跑去了北京,时任三口通商大臣的崇厚赶紧通知总理衙门拦阻,结果哥士奇说葡萄牙来换约的公使是他的朋友,愿作来京的担保,并说可以住在法国使馆里。恭亲王回复说:“外洋五约之国,例不准擅至京师,况该使此来,又不在天津呈递照会,将来此端一开,从此外洋不论何国均可照行,必至漫无稽考。”哥士奇就说,那好吧,请总理衙门给个照会,介绍一下各口领事帮他国代办的流程,这样他们就不用来北京了。但实际上葡萄牙公使是作为法国公使的“客人”在此暂住,立约条款商量好了以后还是去天津画押。哥士奇的办法巧妙的绕过了总理衙门的担心,解决了这个问题。正因为这些工作上的接触,哥士奇和崇厚结交,此次崇厚的法国之旅也有哥士奇的襄助。
这座“那欧塔达木得喇戛”即贾尔德圣母院(Notre-Dame de la Garde),是马赛的著名旅游景点,坐落在离旧港码头不远的小山上,始建于1214年,后经过多次改扩建,于1864年受封为圣母院。张德彝笔下的“小船”是祈祷航行平安的模型船,是这座教堂的重要收藏,所以他联想到中国的天后娘娘也是很正常。
“高立巴那巴”即波拿巴山花园(Jardin de la Colline Bonaparte)的音译,这座小花园在老港南边,建在一个山坡上,有落差所以有“瀑布”。“育瞽所”即照顾盲人的地方,仍在原址,现在称作“Institut des Jeunes Aveugles et Amblyopes l’Arc en Ciel”。
“巴雷朗商”即隆尚宫(Palais Longchamp)的音译,现在也是马赛的著名旅游景点,1869年落成。正如张德彝所说的,这是一座“集水处”,为了解决马赛的用水问题,1839年人们开凿了一条马赛运河(Canal de Marseille)从杜朗斯河(The Durance)引水过来,加上城内供水管道的铺设,直到1869年这项工程才竣工,隆尚宫及为庆祝此工程而修建。至于立于正中牌上的赤臂跣足三女,中间的是河神,两边的女神手持也并非“玩物”,她们分别拿着稻穗和葡萄,象征农业和酿酒;四头“水牛”象征这一地区的畜牧业和斗牛传统;水在这里“暗入铁筒”就是流向地下的供水管道。正对“石牌”左侧的是艺术博物馆,右侧的是自然历史博物馆。
有位朋友发来一张照片,民国时候的外交官王宠惠,但照片上的王博士被人为地“描眉画眼”了一番,他问我照片上的涂抹痕迹是什么,上一位收藏者家里有熊孩子?(误)在二十世纪二十到八十年代这种在照片上“涂抹”的情况很常见,这些照片都是要发表在报纸、杂志等需要印刷的媒体上的。这种涂抹有对局部的遮挡(比如简化背景)、画框(确定印刷时选定的范围)、涂黑或涂白以增加对比度,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方便制作能有更好印刷效果的印版。涂抹以简化背景、画框以圈定出版范围都很好理解,加深暗部或提高亮部都是为了增加印版图像的反差,在PS里类似的操作就是调曲线。这种方法在使用珂罗版印刷照片的技术诞生之初就已经有了,最早采用照相制版凹版印刷的摄影集,约翰·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中就在用于制版的底片上进行了尝试。有一张在南京拍摄的底片,上面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天空的位置写着“Block out”,意即“遮挡”,而且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天空与山峰交界处的“遮挡”痕迹。很可能是整个画面的影调太平,只好将天空提亮,以突出地面的部分。类似这样的修正在汤姆逊的底片上还能看到很多例,从侧面也反映出汤姆逊对自己作品所呈现质量的追求,当然,这也要求出版商有足够的技术能力支持。
注释及参考资料: [1]Denis Defibaugh, The Collotype: History, process & photographic documentaion,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5-1-1997, P17 [2]桑普森公司网站(https://sampsonlow.co/about/) [3] The Publisher Weekly, 1873.2.22 No.58 [4] The Photographic News, 1874.5.29 P253 [5]Dusan C. Stulik, The Atlas of Analytical Signatures of Photographic Processes: Collotype, The 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2013
别发书局,更正式的名称是别发洋行,英文名Kelly & Walsh Limited,是一家曾经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资出版公司,喜欢老照片的朋友对这家出版公司都不会陌生,关于这家公司的论文也很多,其来龙去脉身世经历,就我能看到的,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黄海涛的《清末民初上海的西书店别发洋行》[1]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孙轶旻博士的《别发印书馆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2]两篇文章讲得最清楚。简单说来,就是书商Kelly & Co.和印刷公司F. & C. Walsh Co.在1876年合并而来。其中Kelly & Co.是John M. Kelly1868年在上海广东路创立,售卖西洋书籍、文具、报纸、烟草、彩票等为业;F. & C. Walsh & Co.是1862年Frederick George Walsh和Charles Frederick Walsh两兄弟在上海福州路创办,主营印刷及售卖外国文具。别发书局先后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香港、新加坡、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1899年左右还在伦敦有了代理。这家公司不仅出版过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不仅赏心悦目,也是辨识照片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北京美观》(The Pageant of Peking)、《今日之上海》(Shanghai of Today)等精美的画册,还在汉学传播的出版上做了很重要的贡献,如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 Giles)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Prose, & Gems of Chinese Literture: Verse)、《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别发书局的档案损失严重,目前只有上海市档案馆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是社会局档案的档案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保存的1947年以后原上海经济部的档案,因为别发书局最初注册在香港,因此香港还保存有其注册、股权等信息的档案,在我看来最宝贵的20世纪20年代那些出版精品的原稿则荡然无存。别发书局的横滨支店在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中被毁,汉口支店因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而关店,上海总部在1949年3月开始营业清淡,至5月已完全停顿,1951年开始出售房屋,1953年彻底歇业,新加坡支店在1955年结业,香港支店在1960年代被辰冲书店收购,目前这个品牌仍在辰冲书店旗下运作。
据孙轶旻和黄海涛二人的文章可知,1876年别发书局从最初Kelly & Co.所在的广东路1号及3号迁到了外滩11号;次年外滩12号,也就是别发书局的北侧建成了汇丰银行新楼;1921年别发书局迁往南京路12号的别发洋行大楼,印刷部分迁到小沙渡路30号,1934年这部分因扩建又迁至西康路400号。最常见的这家店的照片是刊登在《今日之上海》上的一张,即南京路上的别发洋行大楼。从照片看这是一栋四层的楼房,一层的正立面几乎都是落地玻璃窗,上面正中是英文的行名,两侧是“别发”二字的中文行名,大门开在一侧,上面也是英文行名的全称及“SHANGHAI”字样。但这张1928年刊载的照片中可看到二楼挂着“Kellogo Switchboard & Supply C0.”的牌子,这是一家由美国工程师凯洛格(Milo G. Kellogo)1897年在芝加哥创办的电信设备公司,简单说来就是电话交换机。这座楼主体结构还在,只是已经被改建。
近日,我在一张1890年的上海外滩照片中看到了别发书局的招牌。这张照片的拍摄背景是1890年4月3日,为欢迎英国诺克公爵和夫人(Duke and Duchess of Connaught)访问上海,工部局在外滩上张灯结彩,照片中最左边的建筑是汇丰银行,这是一个常见的版本,但是我新看到另一个版本,镜头略往左移,正好能看到别发书局的招牌,虽然有遮挡,但可确认无误。这处在外滩的馆址,连同其南侧的外滩10号美丰洋行后来都被汇丰银行买下,历经25个月的时间,在1923年6月23日建成了新的汇丰银行大楼,也就是现在外滩上海浦发银行的所在。
先说这张照片上的文字信息,卡纸上用法文写着前排每个人的名字(或职称),从左到右分别是Ouei-Han、S. Ex. Chen、Maréchal Tcheng-Ki、Tcheng(ex Vice-Roi)、 Tcheng、Soen(caissier)、Colouel Pang;中排4个人有标注,从左到右分别是Li(Hai-Chin)、Comm? Yé、Lian(Hai-Yong)、Li(ef de Hai Chew)。老照片上原有的文字标注在考证过程中一般不能全信,但有两个原因我认为这些文字信息比较可信:一是因为这张照片上还有一个蓝色的法文印章“ne publier cette photo que sous reserves *des droits de l’auteur”(发表此照片必须获得作者授权),说明这是一张用于发表的新闻照片,上面的信息应该是比较准确的;二是因为在网上还能检索到这张照片的一个副本(http://finance.youth.cn/finance_cyxfgsxw/201812/t20181225_11825041.htm),其中提到中排左四是福建船政“建威”号的设计师之一叶殿铄,这与照片中的标注“Yé”相吻合,所以大体上可以相信里面标注的人名和职务都是准确的,事件背景也应该和福州船政局新船的建造有关,可以据此展开下一步考证。
英国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是我非常喜欢的摄影师,时刻关注着他作品的收藏动态,近期,英国一家拍卖公司上拍了几件他的作品集,最吸引我的是一本名为《北江风光》(Views on the North River)的相册。北江是珠江的干流之一,流经广东南雄、韶关、英德、清远、佛山等市,然后与西江相通后汇入珠三角。约翰·汤姆逊1869年11月19日与伊莎贝尔·彼得里结婚后,选择溯珠江而上蜜月旅行,也许是他被一路上的风光所打动,于是在后来又专程去拍摄,并在1870年出版了这本影集。对于一本出版物,汤姆逊没有选择当时流行的将照片转为版画再印刷的方式,而且采用了照片贴册的形式,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经过他艺术创作的北江风光。缺点就是产量小成本高,据可查的全世界公立机构收藏情况,这本《北江风光》只有三册。相比他后来用碳转印法制作的《福州与闽江》、珂罗版印刷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存世都要少。所以这次这本相册的出现对于真正的收藏家来说真的是一个难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