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门大街百年

北京的宣武区合并入西城区,崇文区合并入东城区,以后再没有了宣武、崇文的行政区划,仅仅成为一个地名。崇文区内的文化古迹众多,是老北京文化的核心区域。崇文区因“崇文门”而名,在元代,崇文门被称为“文明门”,明代改称“哈达门”,《日下旧闻考》引《析津志》说“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明正统年间,“文明门”又改称“崇文门”,一直延续下来。清代的崇文门附近商贾云集,是重要的商业地区之一。特别是1860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各国公使馆的建设更繁荣了崇文门附近的地区。各国公使馆最初大都集中在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一带,东江米巷东端即崇文门内,很多外国人经由这里进出京城。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1950年代的拆城墙运动和现在的房地产建设已经使崇文门大街附近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各个时期崇文门附近留下的影像不少,我挑了几张基本上是同一角度(在崇文城墙上向北)不同时期的照片,基本上可以看出崇文门大街的百年变化。

又发现两张上海某照相馆的作品

首先感谢故纸园丁朋友和百事看朋友,又提供了一张待考证照相馆信息的上海某照相馆的人像作品。这张照片以前只看过1900年代翻拍后的小尺寸(6寸)版本,加上人多,一时忽略了细节(我这人最见不得翻拍的照片,多一眼都不想瞅……)。受两位朋友的启发,我又找到一张,也是人数众多,但是从地毯、背景布来判断,也是出自同一家照相馆之手!

托马斯•查尔德是不是开过照相馆

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41-1898)是我最喜欢的摄影师。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他1870年来到北京,受雇于海关稽查总局,成为负责燃汽项目(gas engineer)的工程师。在北京工作期间(1870-1889)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拍摄了北京及周边的建筑和风景,是十九世纪末拍摄中国的最著名的外国摄影师之一。

残园惊梦——奥尔末圆明园历史影像

2010年是圆明园罹难150年周年,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与台湾秦风老照片馆共同主办的“残园惊梦-奥尔末圆明园历史影像展”将于8月3日——8月30日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出。12帧奥尔末圆明园底片冲洗出的72幅大尺寸照片,2帧一百多年前的原玻璃底片将首次与公众见面。

广州的漱珠桥

去年国图的“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展览上有两张不同时期广州漱珠桥的照片,前几日,有机会看到了这两张照片的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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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赖阿芳拍摄的漱珠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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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张佚名拍摄的漱珠桥
两张照片的拍摄角度相近,都是在漱珠涌的北岸向西拍摄,能看到涌南岸的“×珍酒楼”,酒楼西侧是漱珠桥,远处可见一座高耸的当铺。照片中的景物略有不同,从这些不同,基本可以判断出照片拍摄的先后。比较明显的不同:一处是远处当铺房顶围墙一张有缺口,一张没有缺口,另一处是酒楼北边有座房子一张是单层,一张是两层。最开始,我认为二层楼房 一般很少有可能被拆成单层,而且当铺房顶的砖墙倒是有破损的可能从完整变为有缺口。但是经过自己比对后,涌南岸酒楼一层、二层之间的装饰板新旧程度明显不同,根据建筑其他部分整修情况的对比,稍微破旧一点的这张应该拍摄年代更晚。此外,我还找到了另外一个证据。在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出版,由秦风西洋版画馆、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共同编著的《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中收录了一张1880年代《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铜版画,内容是英国人臆想的法军在中法战争中登陆台湾淡水后的场景。对比照片很容易发现这幅铜版画是根据第一张漱珠桥的照片画的,画中当铺楼顶的围墙、涌北岸的建筑都说明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年代早于中法战争的1884年以前。而据国外学者考证,第一张照片是由Lai Afong(赖阿芳,一译黎阿芳)拍摄的(从照片卡纸上的说明“No.433-The Honam Bridge and a Native Inn”样式及摄影风格,确实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是阿芳拍摄的,那拍摄年代应该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最后根据相纸的状态和照片的色泽,也可以判断出第一张照片采用的是湿版照相法,而第二照片已经用的是早期干版照相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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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自《西洋铜版画与中法战争》一书中的臆想的“淡水”
shuzhuqiao-4我推测的漱珠桥原址,图中黄框所指,即南华路和龙溪二约路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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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发现不久的漱珠桥残存石匾,图片来自http://blog.163.com/lty_90/blog/static/1195555202009726115633776/
漱珠涌和漱珠桥在现在的海珠区,珠江南岸,因此在过去被称作“河南(Honam)”。现在漱珠涌已经变为一条暗渠,仅留下一个地名,而漱珠桥也在1928年修建南华路时被拆,现在能找到的唯一遗物是刻有“漱珠”二字的石匾。照片中的广州,河道纵横,一幅水乡模样,那时候的污染没有现在严重,相信临水而居不会有什么异味儿的。想象一下,晚上和三两朋友,坐在摇曳的乌篷船里,缓缓地穿梭在旧时广州蛛网般的河道间,两侧的店铺都挂着惹人的灯笼,最后小船停靠在漱珠桥旁的酒楼前,沿着窄小的木楼梯进入酒楼,直上二层,选一临窗座位,一边听着婉转的广州小曲,一边和朋友把酒问盏,何等惬意!

上海划船俱乐部船库

十九世纪末在华外国人的日记(比如赫德)或回忆录,当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很不习惯,一方面是气候原因,一方面文化背景差别太大,因此这些早期的开拓者通常想办法复制他们在祖国的娱乐活动,比如赛马,在上海、天津、北京都曾建有跑马场;比如打网球,北京的使馆区内,天津戈登堂前都曾建有网球场;比如赛艇,上海和广州都曾建有外国人自己的赛艇(划船)俱乐部。 赛艇运动起源于英国。据记载十七世纪泰晤士河的船工们就经常举行划船比赛。1715年为庆祝英王加冕,首次举行赛艇比赛。1775年英国制定赛艇竞赛规则,同年成立了赛艇俱乐部。1811年伊顿公学首次举行八人赛艇比赛。1829年牛津、剑桥两学校首次举行校际赛艇比赛。英国人对这种比赛非常感兴趣。 上海最初的划船俱乐部并没有专属的建筑(在华外国人的主要社交活动都是在教堂进行),仅在苏州河南岸建有一座船库。比赛的河道就设在苏州河上。直到1903年,才由当时著名的建筑事务所英商玛礼逊洋行(Scott & Carter Architects)设计,在船库旧址以东的岸边修建了专属的俱乐部建筑。该建筑是外滩源地段内历史最悠久的地标建筑之一。该建筑以红色清水砖墙饰面,外观是英国维多利亚坡顶建筑略带巴洛克装饰的折衷风格。建筑东、西两翼主体为单层15米单跨带天窗的木屋架结构,屋架两端为砖墙承重。东翼为重建的船库,由主体结构向北面的水上扩展出铸铁框架结构、平屋顶的附体,内部作为船库至码头的过渡平台。西翼是上海历史上第二座室内游泳馆(第一座为上海跑马场内部的游泳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同类体育设施之一。90年代初建设吴淞路闸桥时建筑东翼被拆除,另盖警署楼房,而西翼及中部的坡屋顶亦被拆除,改为平屋顶,作为网球场使用;中部宽度在原有基础上增加约4米,加建至四层。 2009年,这座上海源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被拆除,现在重建为展览外滩源历史文化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