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影像收藏

这是一篇发表在《收藏 拍卖》杂志2012年5月号上我的一点感想,贴在这里和同好分享,刊载的时候标题有改动,我用了原标题。配图出于某些原因我就不贴在这里了。

浅谈影像收藏

文/徐家宁

新的拍卖季又要开始了,4月2日在香港落槌的苏富比2012春拍“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专场中的17件影像作品全部成交,影像收藏和影像拍卖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

收藏的另一面就是投资,投的是感情和金钱,只是有的人投资感情多一些,有的人投资金钱多一些。最后的结果都是希望收藏能够增值和回报,满足自己情感上的需求或者资金的增长。

摄影术的诞生最初的目的就是记录,比绘画更逼真的记录。随着摄影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家们赋予摄影术更多的哲学意义,使之从记录升华为一种艺术创作和表达的手段。因此,影像作品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记录上,即其文献性,另一方面体现在表达上,即其艺术性。众所周知,任何东西一旦贴上“艺术品”的标签,其价格就很难被量化了。2011年11月在佳士得的影像专场上,德国摄影师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Andreas Gursky)1999年拍摄的《莱茵河2》(Rhein II)以近434万美元成交,成为目前最贵的照片。对此有很多人提出“看不懂”、“不值这个价钱”,但是从摄影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件传达了摄影师的精神内涵的作品,摄影只是对表现形式的一种选择,它所使用的摄影技巧也只是作品产生过程中用到的手段,其作为艺术品的价值,此时与经由画笔和颜料生成的画作无异。因此,一件影像作品,其富含的精神元素应该是其是否值得被收藏所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首要,不等于唯一。既然被称作“影像”作品,那其创作方式还应遵循传统,这传统则根植于技术。重新回到《莱茵河2》那件作品,如果换种表现形式,不是C-Print,而是布面油画,那最终的成交价格不论高低,应该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因为绘画的创作技术决定了一件作品的唯一性,这刚好是一个能明确量化的特性,是绘画作品成为传统收藏项目的基础。要收藏影像,也应该从了解基础的技术问题开始,了解在以技术划分出的各个时期,照片如何产生。以瓷器收藏做类比,一名古瓷爱好者,至少要了解中国瓷器的发展史,熟知各朝代的瓷器特征,对于瓷器烧制过程中涉及的历史、文化、理化等方面的知识,也逐渐有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对于影像收藏,也应该从摄影史开始学习,至少了解照片按洗印方式划分的几个大类别,如常见的达盖尔法银版照片、安布罗法玻璃版照片、卡罗尔法蛋白照片、银盐照片等等,各类照片有何特征,怎样分辨,要知道照片是如何成像的。这不仅需要查阅相关的书籍,还要找机会接触原作,多看实物才有进步。

收藏书画的朋友,不管懂或不懂的,都知道要买“大名头”的,即使看不懂画家的笔法和画意,也知道这样的作品能增值。影像收藏也是一样,要想有好的回报,要想体会优秀摄影作品带来的乐趣,从“大名头”开始下手总是没错。这也同样需要了解摄影史。摄影术1844年来到中国,逐渐从南到北,从沿海向内陆传播。从1844年到1880年代,主要是外国摄影师的天下;从1880年代起中国本土的摄影师和照相馆逐渐活跃;到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摄影师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传统的中国画审美和摄影术的结合,诞生了不少名家和经典作品;这种辉煌和百花齐放一直延续到1958年,从1958年到1976年,摄影术在中国完全沦为政治宣传工具,充斥了摆拍和拼贴,在摄影作品中难看到生活和自然的美;直到“四五运动”,摄影术才重新活过来,四月影会的出现重新把美、把政治宣传以外的功能带回到摄影作品中;到了今天,摄影进入数码化和全民化的时代,数码摄影的器件可以比指甲盖儿还小,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按下快门,立刻就能传播。在普通使用者的“随手一拍”之外,摄影的记录性和艺术性得到更深层次的挖掘,作品的价值和内涵与过去相比增添了许多新的标准。

在以上各个阶段性的时期,都诞生过有代表性的摄影师,如最早把摄影术带到中国的于勒·埃及尔(Jules Alphonse Eugène Itier, 1802-1877),他使用达盖尔银版法,大部分作品收藏在博物馆,仅有极少数作品在市场流通;1858年最早在上海开设照相馆的李阁朗(Louis Legrand, c.1820-?);1860年随英法联军来到中国的费利茨·比托(Felice Beato,1832-1909)和杜宾(Charles Dupin, 1814-1868),现在他们作品的行情已经达8-10万元人民币每张;1869-1872年在中国游摄的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1837-1921);1870-1889年在北京活跃的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 1841-1898)都应该是值得收藏的摄影师;还有很多重要的照相馆,比如公泰、宜昌、宝记、同兴等等。到了20世纪,摄影术在中国已经传播了五十多年,逐渐得到普及,大多数中国人不再惧怕被照相机“摄去魂魄”,中国的摄影师们也不再把摄影当做糊口的手艺,摄影术在中国开始从记录向艺术过渡。20世纪20年代起,诸如郎静山、陈万里、刘半农、吴中行、张印泉、陈传霖、卢施福、刘旭仓、金石声等中国摄影师把传统的审美和摄影术结合起来,创作带有中国画意的摄影作品,形成中国摄影师独有的特点。他们经常组织参加国外的沙龙展,因此在国际社会上也享有盛誉。在刚结束的苏富比2012年春拍“20世纪中国艺术”专场中,郎静山的《孤亭绝嶂》即以212500港元的价格成交。

在了解了摄影术的发展、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摄影师之后,对于影像收藏还有最重要的一环,即是辨别影像作品的版本。影像较其他门类的艺术品更容易复制,且各版本的差别可以控制到最小。和版画一样,越早的版本价值越高,同样的照片,当时洗印和过了十数年后洗印的肯定价格不同。去年一个朋友请我去看他刚从某拍卖会上买来的照片,是一张溥仪与婉容的合影。照片中的溥仪一副西式打扮,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婉容一身旗袍,微笑着坐在溥仪的旁边,溥仪一手拉着婉容,一手轻揽她的肩。照片大概10寸大小,装在一个旧镜框里,据朋友说这张照片的落槌价是5万元人民币。按说这是一张不错的照片,品相好,又是名人,有增值空间。可是我怎么看都觉得这照片色调不对,不像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黑白照片,相纸的纹路也古怪。在征得朋友的同意后,我把这张照片从相框中拆了出来,果然有问题。相纸背后的“Super Professional Color Paper”字样说明这是乐凯公司的一种彩色RC相纸,不可能穿越到几十年前的伪满州国去用来冲洗溥仪和婉容的合影,这是一张旧作新洗的造假照片!要说溥仪婉容如此恩爱的合影照值不值得收藏呢?肯定值得,但是花买原作的钱去买一张价值只有几元钱的复制品就大大的不值了。

照片的洗印形式也很重要,暗房制作和数码打印肯定不在同一个价格水平上。比如一张齐白石的画,原作和木版水印,尺寸相同、颜色相同,价格肯定差着好几个数量级。用某位前辈的话说,没过水的照片就没有灵魂。

要想一件艺术品升值,越多的人肯定和接受其艺术价值才好。审美是相通的,能传达出美的艺术品肯定为多数人所追求。因此除了要考虑作者、作品的版本、形式以外,还要考察其内容,应该选择那些视觉上、内容上美的作品,风景和人像都是好选择。早期西方来华的摄影师出于猎奇拍摄的坟墓、行刑的照片,我想不会有什么藏家愿意和别人竞价买来挂在客厅的墙上或者晚上一个人在台灯下慢慢欣赏。大家都喜欢的收藏肯定是好的,接受度越高的影像肯定保值越好。

上面说的这些影像收藏应该具备的基础知识,可能有些藏家的正业比较繁忙,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学习或了解摄影史,或者没有条件去接触各个时期各个种类的影像标本。对于这种情况,在国外,有比较成熟的代理人机制,这些代理人往往拥有比较丰富的收藏和鉴别知识,也富有经验,人脉广,藏家可以把自己的收藏需求告之代理人,充分沟通,由代理人为藏家寻找、鉴别藏品。这样就可以花费较少的精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有一定质量的收藏。影像收藏代理人在国内的收藏市场还是一个几乎空白的行业,大有空间可为,完全可以引入到国内,促进藏家间的交流和藏品的流通。

最后希望以上文字对有兴趣收藏影像的藏家产生帮助,少走弯路,尽快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享受影像收藏带来的乐趣。

没买到的老照片

下午正在做饭,接到某拍卖公司的电话,说我竞拍的一张照片出价失败了,顿时有些失落。这是一张兰州的老照片,拍摄年代大概在1880年代,是在兰州城北的白塔山上向东南拍摄,可以看到黄河、兰州老城和浮桥。

我帮过全国很多城市的朋友找过他们家乡的老照片,但是最早的我家乡天水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家乡是丝绸之路的重镇,按说从陕西进入甘肃,或者从陕西去四川,都会经过那里,现在天水还保存着很多文物古迹。最早去我家乡拍照的人应该是传教士或国外的探险家,走过新疆到陕西一线其中比较出名的,留下照片的人中有莫理循,他1910年从西安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几年前福建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了《莫理循西北行》,画册两大本,但是里面没有能确定的天水照片;此外山东画报出版社几年前出版了《1906-1908年马达汉西域考察图片集》,是芬兰探险家马达汉1906-1908年间从新疆出发经甘肃、宁夏、内蒙、河南、河北最后到北京沿途拍摄的照片,但也没有可确定的天水的照片;再往前,1874年,一只俄国探险队从圣彼得堡出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再到上海,然后沿长江上溯,经汉口、汉中、兰州、哈密最后回国,探险队中有随行摄影师博杨斯基(A.E. Boyarsky),他拍摄的200多张照片中也没有确定的天水照片。这种苦苦寻觅的失落感一直伴随着我,虽然我从来没有放弃寻找。

找不到最早的天水照片,我开始转向最早的兰州照片。目前已知最早的兰州照片就出自上面提到的1874年俄国探险队的博杨斯基,他拍摄的照片大部分收录在画册《China》中,其中有一张在兰州老城北端的城墙上冲西北方向拍摄的照片,清楚可见黄河上的一座浮桥。可能很多人都以为过去渡黄河只能靠羊皮筏子,实际上明洪武五年(1372年)黄河上就修建了一座浮桥;明洪武九年(1376年)又将桥西移三里;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移至白塔山下。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德国洋行喀佑斯承建了修新桥的任务,在黄河上修建了铁桥,也就是现在的中山桥,著名的黄河铁桥,106年过去了,这座铁桥还在使用中。

其实出现在这次拍卖会上的兰州老照片品相不好,图像不仅模糊而且还有折痕,是无底价起拍,我狠咬了咬牙,花上两个儿子两星期的奶粉钱,报了一个起拍价500元,本以为品相不好且没人像我这样收兰州的老照片,结果现场竟然有人出800元(哼哼,虽然我不在现场我也能猜到是谁!)!算了,只能以后再等机会了……

1880年代的兰州

这次拍卖会上那张兰州的老照片,在城北山上向东南拍摄,品相不好

1874年的兰州

1874年博杨斯基在兰州城北端城墙上向西北拍摄,近处是水车,红箭头所指是浮桥,目前已知最早的兰州照片

1906年的兰州

1906年马达汉拍摄的正在修建的兰州铁桥桥墩,不远处即浮桥

印度人爱鱼

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是我的启蒙读物之一,也是我最喜欢的小说之一。书中的尼莫船长和他的鹦鹉螺号潜艇、神秘的海底世界,一直是我儿时的向往。尼莫船长的身世,被凡尔纳定义为印度的达卡王子,10岁时即被送到欧洲留学,1849年回到印度。他痛恨英国殖民者,组织了1857年的印度士兵起义,失败后才开始建造鹦鹉螺号,在浩瀚的大海上航行并资助各地的独立运动。在小说中,阿龙纳斯教授在没有看到鹦鹉螺号之前,对它的描述是“巨大的独角鲸”,而鹦鹉螺号也确实更像一只巨大的“鱼”。

关于鹦鹉螺号的构想,不知道凡尔纳是不是因见到费利茨·比托拍摄的照片而获得的灵感。因为很巧合的是,1857年,比托在来中国之前,随英国军队在印度参与了平叛,他在勒克瑙邦拍摄了一张照片,在查特曼苏尔宫外的运河边,正停靠这一艘邦主(King)的船,这艘船造型奇特,就像一条鱼,船身上还画着鱼鳞。1857年,也是尼莫船长在印度闹起义的时间。

前段时间网上还流传这一张照片,是印度新建的渔业大楼,外形也是一条鱼!印度人是不是都爱鱼?

海底两万里插图中的鹦鹉螺号

《海底两万里》鹦鹉螺号的插图

比托拍摄的勒克瑙邦查特曼苏尔宫前的鱼形船

1857年比托拍摄的印度勒克瑙邦查特曼苏尔宫前的鱼形船

印度新落成的渔业大楼

最近网上流传的印度新建成的渔业大楼

天津紫竹林教堂

最早看到LA CHINE A TERRE ET EN BALLON这本画册的时候,里面在热气球上俯拍的照片中,北京的一些地点很快就能确认,但是天津租界的那张就不行了。虽然天津我去过很多趟,解放北路也用脚丈量过好多次,但是天津这些年老建筑拆了不少,加上是俯拍的照片,辨认确实有难度,只怀疑过其中包围在众洋楼中的一座建筑像是教堂,1900年以前天津的教堂屈指可数,我知道肯定不是望海楼和安立甘,紫竹林圣路易堂可能性最大。但是网上搜到的紫竹林教堂(1900年)都是一张模糊的手绘图,正立面顶端中央看着像一段弧形的矮墙,和照片中的穹顶不符,当时也没细研究,就放下了。昨天晚上睡觉前突然想到,那张手绘图里的“弧形矮墙”就是穹顶,是把穹顶平面化了。今天又翻了些资料,果然可以确定就是紫竹林教堂,这张俯拍照片的位置也可以确定了。这张照片应该是在当时的领事馆路(今承德道)的法国领事馆上空自北向南拍摄的。

天津紫竹林教堂建立于1872年。1870年“天津教案”,望海楼教堂被烧,法国领事被杀,法国侨民才一股脑涌入已经画了界但是还没有开始建设的法租界,也因此修建了紫竹林教堂。这座教堂本名应该是圣路易天主教堂,因地处紫竹林村,后俗称紫竹林教堂。庚子事变的时候,因教堂所处的位置不紧靠大路,且正处于英法租界的分界处,因此没有受到冲击,大批教民避难于此,C.M.Quilloux神父为他们提供了保护,利卡尔顿1900年抵达天津的时候为他们拍摄了合影。

教堂现在的状况很差,正立面也遭到破坏和修改,没了西方古典建筑的神韵。

网上流传的模糊的紫竹林教堂复原图

网上流传的模糊的紫竹林教堂复原图

建成不久的紫竹林教堂

1870年代杨树林后的紫竹林教堂

俯瞰天津法租界

在热气球上拍摄的天津法租界,1901年

俯瞰紫竹林教堂

俯瞰紫竹林教堂

1900年在紫竹林教堂避难的教民

1900年在紫竹林教堂避难的教民,利卡尔顿摄,在教堂的东南角,自东向西拍摄

罩色立体照片

前几天一位朋友告诉我说有组玻璃立体照片在拍卖,当时出价的人还没几个,但是出价已经到几百美金;前天晚上睡觉之前无意间又看了下,已经1600美金;昨天下午有另外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也说这组立体照片,问我是否值得买,今天看了下,已经3150美金成交了。我一直都认为立体照片就是用来把玩的照片,不需要通过立体照片看被拍摄的细节,重要的是看(玩)立体的效果。

上一次遇到杜宾的玻璃立体照片,本打算扫描下来,但是手头没有能背扫这样尺寸的扫描仪,想用照相机拍摄,又没有合适的背景光源。后来偶然把照片举到苹果显示器(颜色正亮度够)的白背景下看,发现亮度很合适,终于解决了拍照的问题。后来我又突发奇想,做了一张上半边蓝,下半边白的图片作背景,再把这张立体照片放到显示器前,嘿嘿,有上色的效果了!其实这样的玩儿法1850年代就有了,叫tissue stereograph,我翻译为罩色立体照片。

在说罩色立体照片之前,得先说说观看立体照片的用光问题,而在谈这个用光问题之前,还要分别说说立体照片的形式。从洗印形式上来分,有银版(达盖尔法)、蛋白纸基、玻璃基、银盐纸基和印刷纸基几种。从字面上就能理解,银版立体照片是两张银版照片镶在纸板上,这种立体照片不是用双镜头同时拍摄,而是拍摄一张后稍微变换拍摄角度再拍第二张;蛋白纸基的立体照片自1851-1900年都有流行,最初也是分别拍摄两张照片,直到1855年美国人约翰·马舍尔发明了专门拍摄立体照片的双镜头相机才可以一次成两张像,这样拍摄的立体效果要好于分别拍摄的情况;玻璃基的立体照片就是把影像成像在玻璃上;银盐纸基也很好理解,也是现在最常见的立体照片形式;印刷纸基是指立体“照片”的两个像是印刷出来的,而且是比较晚的网点印刷,虽然成本可以降低很多,但是立体效果不好,而且也不能再称之为照片了。

说完立体照片从形式上的分类,就完全可以理解不同形式立体照片观看时的用光方式了。对于透明(透光)的立体照片,比如玻璃基,光线是穿过立体照片进入眼睛的,因此这样的立体照片看起来会很亮,有很强的临场感,立体效果好;对于不透明(不透光)的立体照片,除玻璃基外其他的几种,光线是通过照片表面反射进眼睛的,所以看这类立体照片的时候应该让眼睛背着光线的方向,也就是要让光线直接照到照片上而不是照向眼睛,这也是为什么粘照片的纸板有一定弯曲度的原因。

好了,说了立体照片的形式和用光,终于可以继续说罩色立体照片了。黑白的照片毕竟看起来单调,所以在彩色照片被发明前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手工上色。可是手工上色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要在照片表面着色,这对有些人来说是种破坏,而且一旦出点儿差错,照片就毁了。对于立体照片,手工上色很难保证左右两边的一致,这会影响立体效果。聪明的法国人想出一种办法:在一种很薄的可以透光的纸上,对应照片的内容着色,比如是天空的地方就涂蓝,是树木的地方就涂绿,然后把这张薄纸和蛋白纸基的立体照片粘在一起(只是四周边缘粘在一起),外面用掏出双窗的纸板固定。这样看照片的时候,光线是从照片后面射过来,先穿过上色的薄纸,再通过蛋白照片进入眼睛,就有彩色的立体效果了。这样的立体照片存在时间不长(因为制作工艺复杂,不适合商业推广),而且在没有用观片器观看之前,这样的照片很难看,因为后面能看到一坨一坨的颜色(看了下面的配图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要用“坨”这个词了),而且这样的照片不好保存,因为蛋白照片和上色的薄纸都很脆弱,没有纸板的保护很容易破。

不管怎样,立体照片大多是成套的,完整地收集有难度,不太适合作投资,但是这样的照片适合用来把玩,会是有趣的收藏品。

杜宾拍摄的钟鼓楼

1860年杜宾拍摄的北京钟鼓楼玻璃基立体照片

“上色”处理后的立体照片

制作一张有颜色的电子图片,把照片放在显示器前模拟上色效果

罩色立体照片的蛋白纸基部分

没有加罩色薄纸的立体照片样式

上色的薄纸

罩色立体照片中上色的薄纸,有颜色的一面挨着蛋白照片,能理解“坨”的使用吗?

罩色立体照片最后的观看效果

罩色立体照片最后的观看效果

北京照相

今年的春拍有不止一家公司上拍了《北京照相》。这是一本德国人1902年在柏林印行的,记录德国远征军1900-1901年庚子事变期间在北京的情况,其中的照片主要是紫禁城、中南海等皇家建筑和风景以及阅兵、斩首等事件(天津10张)。

这本画册长33.5cm,宽24cm,有两个版本,一版的封面是布面白底,印五爪行龙一条,左边有“北京照相”四字,另一个版本封面是蓝色漆皮。两个版本的内容完全一样,共190张图,分别由Aufnahmen von den Herausgebern、海军外科医生王先生、Meerscheidt Hüllessem男爵(中尉)拍摄。

两个版本的北京照相封面

两个版本的《北京照相》封面

被烧毁之前的中南海仪銮殿

中南海的仪銮殿在庚子事变中被瓦德西征为寝宫,1901年4月17日不幸被烧毁,后来在原址修建了海晏堂,现在海晏堂也已不存

在中南海小铁路旁进行的阅兵

在中南海小铁路旁进行的阅兵,最远处的建筑是紫光阁

正在被德军盗拆的古观象台天体仪,一战结束后才归还中国

围观将被斩首的中国官员

庚子事变结束后一批主战的中国官员被处斩,图为正在围观某官员行刑的德军官兵、中国巡捕和百姓

接收德军训练的小童

几个孩子在接收德军的列队训练

被征作德军巡捕房的湖广会馆

被征作德界巡捕房的湖广会馆

午门前的阅兵

午门前的阅兵

刺杀克林德的恩海遗像

刺杀克林德的恩海在被处决前

再见齐白石

2010年1月30日我写了一片“齐白石肖像”的博文(几张齐白石肖像),最后提到一张“从未见诸任何公开著录”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今年秋拍,这张照片将出现在雍和嘉诚拍卖公司的古籍文献碑帖旧影像专场。两年了,终于又见“齐白石”。根据郑景康当年的介绍,那次去给齐白石拍照共拍摄了12张底片,曝光最多的就是那张眼睛看着照相机的。诚然,那张最常见的确实最传神,但是,收藏有的时候需要“偏门”,这张没看照相机的可能仅洗了这一张,也就是说这是唯一的一张,身价自然不一般。对于估价,我不像多说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委托人和拍卖公司协商的结果,最后祝委托人、拍卖公司和买家好运!另外,帮拍卖公司补充一个信息,我当年看这张照片的时候顺便量了尺寸,应为35.5×42.5cm,图录上没有写。

郑景康拍摄的非常少见一张齐白石肖像

可能仅有一张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

郑景康拍摄的最常见的一张齐白石肖像

曝光率最高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

《时代》杂志封面上的中日士兵

1938年,罗伯特·卡帕来到中国,尽管他未能如愿去延安,但是他在上海、武汉等地拍摄了大量抗战的影像,其中最著名的照片之一就是武汉举行阅兵式上一个年轻的国军士兵。据卡帕说这个年轻人才15岁,还正是在学校的年龄,却已经站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他一身德式装备,阳光从上面照下来,目光里是坚毅和果敢。这张照片当时在欧美影响了很多人对中日战争的看法,从支持日本或漠不关心转而支持中国。

其实《生活》杂志在抗战期间还刊登过日军的“大头照”,1937年12月6日号的封面就是一个年轻的日本士兵肖像。同样是阳光从上面照下来,从士兵的眼睛里也看不到丝毫的恐惧。他肩上扛着的机枪就是著名的“歪把子”——日本南部大正11年机枪,1922年(即大正11年)研制,使用和38式步枪(就是著名的“三八大盖”)一样的子弹。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是日本摄影师名取洋之助所摄。名取洋之助(1910-1962),生于日本东京,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中学没毕业即随母亲迁往德国慕尼黑,进入一所艺术学校学习。在学校期间对摄影产生兴趣,21岁时拥有第一台相机——徕卡,后来进入德国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工作,1933年被派往满洲报道新闻。之后回到日本,创办了日本工房。1936年回到德国报道柏林奥运会,然后去了美国,成为第一位和《生活》杂志签约的日本摄影师。这张照片即其在《生活》杂志发表的照片之一。题外话,名取还有一本著名的摄影集《麦积山石窟》(1957年日本岩波社出版),就是我家乡的景色。重新回到这张照片,经查资料,这张照片很有名, 1937年8月2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也曾将此照放满头版。

欧美对这张照片的解读都一样:Fatalist with Machine Gun(抗着机枪的宿命论者),在军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统治下,日本的年轻人认为自己应该为天皇捐躯,天皇说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自己的命运是天皇决定的。《生活》杂志对卡帕所拍摄的国军士兵也是同样的解读:这样的本该享受青春的年轻人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奔赴前线。选择自己的路,享受自由的生活,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但是当国将不存的时候,每个人都会为国为自己而战。战争的伤害也是双方的,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一方,都将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战争不好,无谓的战争更不好,但遗憾的是,战争的发生永远不可能避免。

生活杂志上的中国士兵

1938年5月6日号《生活》杂志封面的中国士兵

生活杂志封面的日军士兵

1937年12月6日号《生活》杂志封面的日本士兵

前门大街的五张照片

北京前门外自明清起一直都是很繁华的商业街,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那里还是很热闹,有好多小店,不过据说主要是宰外地人。现在把拆了的五牌楼重建了,前门大街又折腾回“民国”时候的模样,修了一堆假古董。前门大街在中轴线上,算是北京的门面,有好些历史事件都和这里有关,比如庚子事变中这里被烧、北京城最早的火车站设在前门、1949年重演北平入城式就经过前门大街,更别说皇帝去天坛祭个天、两宫回鸾什么的了。从北往南拍摄的前门大街照片有很多,我刚开始写博客那会儿贴过一组沿中轴线从正北向正南看的,今天整理了五张从西北向东南看的,也就是拍摄地点大概都在前门角楼西侧的城墙上,角度相近,放在一起也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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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1866年Paul Champion拍摄的前门大街,是我目前已知此角度最早的照片

汤姆逊1871年拍摄的前门大街

1871年John Thomson拍摄的前门大街

佚名拍摄的前门大街

1870年代的前门大街,疑似Thomas Child的作品,正阳桥上好多爬活儿的马车

庚子事变中被烧毁的前门大街

1900年6月16日,前门大街失火,义和团烧洋药店,大火蔓延到前门箭楼,能看到大街西侧一片废墟

一二九运动时的前门大街

1935年12月9日,游行队伍经过前门大街,此事件即“一二九”运动,照片中走在最前面的是国立清华大学的学生

1937年上海虹桥机场事件

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导火索是1937年8月9日发生的上海虹桥机场事件,日本称为“大山事件”。最近一直在看抗战的资料,发现一张“有趣”的照片,看现场的情况(尸体的位置和姿势;为什么有“记者”能在尸体未搬动前赶到现场拍照?)怎么都和记录对不上。我以前接触到的资料都说日本士兵挑衅,意图硬闯中国军队把守的虹桥机场被毙。本来当时中日双方在上海的关系就已经很敏感,发生这么个事,一触即发。但是今天看到了这件事情的真实情况,配这张照片很能说明问题。想起大眼前两天说的“小事办成大事,大事办成不可收拾”。

一下经过文字来源自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3608274.htm)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许,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身着戎装,驾驶军用小汽车(挂56号试车牌照的福特篷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急驶,要强行进入虹桥机场,被守卫机场的中国宪兵制止(注:这些机场守卫宪兵就是秘密到达上海不久的我正规陆军士兵)。双方发生争执,由于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争执瞬间升级,二名日本军人不但不理会劝阻,反而是态度愈加蛮横,最后拔出手枪来威胁,中国宪兵见状遂对天鸣枪警告,大山勇夫等见事情不妙便仓惶驾车逃跑,日军车急速右转弯驶入碑坊路(当时在机场东侧,现为机场内一便道)。机场附近高度戒备而且是高度紧张的中国士兵,听见枪声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向急速逃跑的日军车开枪射击(包括隐藏在机场门口内的机枪也开火了。这些正规陆军士兵胸怀爱国热情,平时就恨透了日本侵略者),在离机场大门北一二百米处日军车被击坏车胎,汽车失控后冲进路边的菜地里,二名日本军人弃车而逃。我军一名正在机场厨房里工作的炊事员,听见一连串枪声后,迅速爬上墙头观察,正好看见大山勇夫等挥舞着手枪要逃跑,就立刻向他们投出一枚手榴弹,大山勇夫被当场炸死,惊慌失措的斋藤要藏拿着枪向旁边一荒僻的小丛林狂逃躲避,而在小丛林边我军第二师补充旅第二团第一营正在秘密构筑工事,听见枪声后,哨兵正密切注视机场方向的动静,忽见一个日本兵拿着手枪向他跑来,便立即举枪射击将其击毙。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却草率从事,命令中国士兵连夜把被击毙的日军尸体移至被击坏的日军车旁,然后把一个死刑犯(名叫史景哲,也有资料称叫时景哲)提出监狱换上宪兵的服装,枪毙在机场门口,弄出一个日军强行闯入机场时先开枪打死我宪兵,然后我宪兵才还击的假现场来。结果弄巧成拙,日本人和其他国家参与调查的人员看出了破绽(一是死刑犯手臂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二是死刑犯是被驳壳枪打死的,而二名日本军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式手枪;三是死刑犯蓬头垢面,指甲过长,不像是宪兵),日本人认为二名日本军人被击毙是中国有意在挑衅。

上海虹桥机场事件现场照片

1937年上海虹桥机场现场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