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 – 第 37 页

射箭的中国人

我喜欢冷兵器，寒光闪闪的刀剑比黑洞洞的枪口要来的恐怖。刀剑只是近身兵器，要想制敌于“千里”之外，冷兵器里还要看弓箭或者弓箭的变种——弩。清代皇帝一直强调不能忘祖的表现是学习骑马射箭，现在看来这样确实能够延续我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却大大延缓了科技的发展：明代已经在大力发展火器，但是到了清代就被中断了，直到人家闯到家里才开始变革。

最近读老吏所著清代野史《奴才小传》里有这样一段： “厥后联军陷大沽，据北仓。裕禄闻警，握短枪至厅事，对胸自击。枪发，踬地乱滚，气未绝，其仆负之走。途次，死焉。顾仓猝不得棺，以板合为柩，以面糊于板。又不得衣衾，仅就其所穿血渍之纺绸衫裤以殓之。殓时，而蛆虫生矣。” 十九世纪的两次鸦片战争让清帝国元气大伤，国库空虚，税赋频加，百姓生活日窘。铁路、轮船、电报等西方先进科技进入中国，缩小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同时也使大量农民失地，手工业者失业。加之各国的教会组织在华传教一味追求信众数量而不关心信众素质，在民教涉讼事件中胁迫地方官员袒护教民，做出不公证的裁决，吸引了不少为躲避法律制裁的国人，加剧了社会矛盾，使这种矛盾逐渐转化为针对“洋人”、“洋教”的暴力活动。1898年前后，鲁、直两地一直在民间分散着的结社逐渐扩大，特别是义和拳组织不断发动民间的反“洋”运动。清政府内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保守派和维新派的矛盾加剧，很多有识之士远避他国，统治阶级内耗增加。帝国主义国家的胁迫更加削弱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权和决策能力。使得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摇摆不定，旧官场的各级官员同样跟着左右摇摆。义和拳兴起之初即以“扶清灭洋”为口号，清政府起初并未觉得这种“设坛练拳”的民间结社对国家政权有什么影响，“抚”的意见占上风。山东巡抚张汝梅主张“化私会为公举”，“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试图使义和拳为国所用，从民间组织整编为团练。待毓贤升任山东巡抚后对义和拳更加纵容，改“义和拳”为“义和团”，授义和团“毓”字旗，使得大小教案频生。从张汝梅到毓贤的“抚”让各国在华教会颇为不满，特别是在山东有切身利益的德国，他们不断向清政府施压，促成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主“剿”，对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大力镇压，镇压迫使义和团向直隶转移。袁世凯到任山东仅半月，清政府又命令各省督抚在办理教案时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味弹压，“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对义和团的态度忽又转到“抚”的风向。这种“抚”的态度更加剧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同大清帝国的矛盾。1900年1月，驻华各国使馆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全力镇压义和团，3月又照会总理衙门不剿义和团则派兵舰来华武力干涉。清政府迫于此又在山东、直隶张贴告示严禁义和团。在政府的摇摆不定中，地方官员自然不敢对义和团大肆镇压，多呈谨慎的观望态度，这使义和团的队伍进一步扩大，并逐渐向北京靠近。1900年5、6月间，从大沽派出的联军部队更激化了矛盾，清政府开始重新考虑对义和团的“抚”，以期让他们对付八国联军，同时义和团被允许进入京城，并进据保守派大员们的宅邸设坛，端亲王载漪、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家里都有团民入住。然而面对由先进武器装备的近万名联军士兵，靠画符、念咒抵御刀枪的义和团民无异于螳臂挡车，清政府军队一样也无力阻挡联军的进攻，很快大沽失陷、天津失陷、北仓失陷、杨村失陷、蔡村失陷、通州失陷、北京失陷，最后是两宫出逃，耻辱的《辛丑条约》签订…… 在这场运动中，有人欢喜有人愁，很多官员因为站错队，因为摇摆不定，因为没有立场而家破人亡，裕禄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一开始即野史中对裕禄自杀的记述。裕禄，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之子。以刑部笔帖式捐生入仕，一直做到刑部郎中，后迁任热河兵备道，累迁安徽布政使。同治十三年（1874年）擢升安徽巡抚。光绪十三年（1887年）迁任湖广总督，后调两江总督旋又回迁湖广。湖广总督任上因反对修建卢汉铁路而被降职。光绪十五年（1889年）徙为盛京将军。光绪十七年（1891年）因平定热河骚乱而受到嘉奖，但后因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而调任四川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被任命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因荣禄的升迁而补缺，代之为直隶总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杨村兵败自尽。从这份《清史稿》中的简历可以看出裕禄出身世家，刚过三十岁就升任安徽巡抚，后来除了反对修建卢汉铁路和甲午战争中的失利，在仕途上可谓平步青云，应该深谙官场之道，并且有一定的政绩、军绩。他在任安徽巡抚期间，前江南总督李世忠因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有降敌行为而被罢职居家，非但没有低调过活，反而骄奢跋扈、恣意妄为，引起民愤。裕禄以商讨公事为由将李世忠招致行署中，酒席间突然命人将其拿下斩首，但仍体恤其家属，百姓官员皆称道。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却摇摆不定，在运动初期缉拿过地方上的义和团首领姚洛奇，后期又对义和团的巫术所迷惑，对“恭迎”的“仙姑”长跪不起，与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称兄道弟，还为此二人上书请饷。特别是在大沽炮台失守后还谎报军情说杀了多少洋人云云，真是很难想象是这样为官多年的大员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正史中关于裕禄的简介仅在《清史稿•列传二百五十二》中有寥寥数百字，其余有关他的记载大都出现在野史之中，而且多是讲他迷信拳匪、畏战自杀。重新回到1900年的8月，八国联军占领大沽后，很快和攻陷北仓，向北京逼近。面对八国联军的凶猛攻势，清帝国军队接连败退、溃不成军。直隶总督裕禄率部退至杨村，布置防守。8月6日，帝国军队在杨村布置的防线又被轻易突破。裕禄听闻联军部队将至，深知大势已去，持手枪对胸自击，中弹后没有立刻毙命，而是倒地后痛苦地打滚。仆人背着他混在溃逃的士兵、百姓中间，没走多远就发现裕禄气绝，慌乱间找不到棺材，只好用几块木板草草拼凑了事，穿着带血的衣服就入殓了。等到下葬的时候，尸体已经腐烂生蛆…… 秦风老照片馆旧藏一套1876年7-12月号美国人J.R Black编辑发行的英文杂志《The Far East》，主要以图文方式介绍中国、日本的风土人情和时事政治。其中在1876年8月号上贴有一张照片，英文标注是Lieut-Governor of Nankin，系时任安徽巡抚的裕禄，这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张裕禄的肖像照片。照片中的裕禄，头戴官帽，着万字八宝纹褂，上身微侧，端坐于椅上，眼光炯炯有神，自信的平视远方，双手合于胸前，没有官场气，只有踌躇满志，联想其后来的境遇，悲哉…… （原文刊载在第六十七期《老照片》）

一个人的两场演出——两张东黄寺天王像照片

清王朝为了稳固西藏边疆，加强汉藏交流，在北京修建、改建过多座藏传佛教寺院，比如雍和宫、东西黄寺、南北黑寺等。虽然雍和宫更加知命，实际上在清代东西黄寺也是非常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东西黄寺位于德胜门外的校场北，由一道围墙包裹，分列东西两侧。东黄寺的前身是一座中土佛教寺院——普净禅林。顺治八年（1651年）被降旨改建为藏传佛教寺院，以供喇嘛等驻锡之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重修。雍正十二年（1734年）第二世敏珠尔呼图克图（青海广慧寺寺主）被封为驻京呼图克图，驻锡东黄寺。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再度重修。1911年后，由于战乱频生，经济衰退，东黄寺年久失修，损坏严重。至1949年，东黄寺的主要建筑已不复存在，现在这座曾经的京城名寺已经无迹可寻。尽管东黄寺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但是由于其前身是中土佛教寺院，因此在格局上还保持着中土寺院的风格。进入山门后，左右分列钟鼓楼，向北即是天王殿。天王殿内两边分列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是佛教的护法天神，俗称“四大金刚”。东方持国天王魔礼红，“持国”意为慈悲为怀，保护众生，护持国土，故名持国天王。身为白色，穿甲胄，手持琵琶，主乐神，表明他要用音乐来使众生皈依佛教，负责守护东胜神州，是“二十诸天”中的第四天王。南方增长天王魔礼青，“增长”意为能传令众生，增长善根，护持佛法，故名增长天王。身为青色，穿甲胄，手握宝剑。为保护佛法，不受侵犯，负责守护南瞻部洲，是“二十诸天”中的第五天王。西方广目天王魔礼寿，“广目”意为能以净天眼随时观察世界，护持人民，故名广目天王。身为红色，穿甲胄，为群龙领袖，故手缠一赤龙，看到有人不信奉佛教，即捉来使其皈依佛教。是“二十诸天”中的第六天王。北方多闻天王魔礼海，又名毗沙门，“多闻”以福、德、知闻名于四方。住须弥山水晶埵，身为绿色，穿甲胄，右持宝伞（又称宝幡），左手卧神鼠（银鼠），用以制服魔众，护持人民财富，是“二十诸天”中的第三天王。在现存的影像资料中，东黄寺天王像流传最广的一张照片出自德国摄影师汉茨•冯•佩克哈默（Heinz von Perckhammer, 1895-1965）之手。他出生在奥地利，父母都从事过照相馆业，参军后和中国结缘，热爱中国文化，多次来中国摄影，几乎走遍了大江南北。1928年发行的《北京美观》一书中收录这张照片。东黄寺的天王像高大、壮硕，表情丰富，带圆形背光，甲胄的细节逼真，泥塑丝巾的飘逸感强，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可惜现在没人有这样的手艺了）。一个中国人（可能是看守寺院的人）站在西方广目天王的腿上。非常凑巧，我在翻找资料的时候在一本德文书中找到了东黄寺内另外一侧的天王像照片，同样是由佩克哈默所摄，同样是那个中国人站在天王腿上（只不过这次换作了南方增长天王）。佩克哈默本意是让这个中国人可以作为比对塑像大小的“比例尺”，却没有想到成就了一个人的两场演出！

中国最早的航拍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清政府对英、法、德、美、日、俄、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根据最近发现的一本1902年法国出版的画册记载，在各国派往中国的部队中，法国远征军的侦察部队还携带了一具热气球，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使用其进行了侦查，并留下十数张航拍照片，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航拍影像。这本画册名为LA CHINE A TERRE ET EN BALLON，前言中介绍说是参战的法国远征军官兵们为纪念此次出征而特别制作的。每页有图3-10张不等，共收录了普雷森特上尉（Captain Plaisant）、卡梅尔上尉（Captain Calmel）和迪舍尔上尉（Captain Tissier）三人拍摄的照片272张，全部采用凹版印刷，细致精美，另有简单的文字说明结成目录。画册中的航拍照片共12张，均由普雷森特上尉拍摄（有一张鸟瞰景山的照片标注为卡梅尔上尉拍摄，但根据其他的照片推断应属印刷错误）。其中在北京拍摄的8张，在天津拍摄的4张。当然，摄影师不可能只拍摄了这12张照片，在1901年日本发行的《北清事变写真帖》中还收录有一张航拍的照片，是在琼华岛东岸上空向南拍摄的紫禁城西北角，从拍摄的内容和角度判断应该都出自这位法国上尉之手。很遗憾，我没能找到此次热气球侦察飞行的相关中文记载，没法了解当时国人对这一“高科技”的新鲜事物作何感想，只能试图通过摄影师拍摄的这些照片来还原当时的过程。1900年某个寒冷的冬日，天气晴朗，法国远征军的官兵把热气球运到西苑（今北海公园）琼华岛东侧，升空后分别向东拍摄了景山、向东南拍摄了紫禁城、向西拍摄了琼华岛白塔；热气球航行（早期的热气球不像现在可以自如地控制升降，只能将热气球充满气后由人力在地面牵引）至西安门东侧，摄影师又向北拍摄了西什库教堂东北角地雷爆炸后留下的巨大弹坑、向西拍摄了西什库教堂、向东拍摄了景山、金鳌玉蝀桥和紫禁城、向东南方向拍摄了已经腾退但还未拆除的蚕池口教堂；热气球再次升空是在东交民巷法国使馆（今台基厂南口向西，东交民巷路北，原纯公府）附近，摄影师向东南方向拍摄了被战火蹂躏过的使馆区。在天津，普雷森特上尉在热气球上拍摄了海河上的浮桥和天津火车站、海河南段的民居，天津内城，其中旧城北门清晰可见，还有被毁的使馆区。这批留存下来的影像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且珍贵，既能看到二十世纪初北京皇城西部及东交民巷的建筑布局，又能看到饱经战火蹂躏后的北京城。比如图四，是摄影师在西安门东侧向东南方向拍摄的，远处能看到因1900年大旱而已经干涸的中海；西岸的紫光阁和已经被废弃的慈禧御用的小火车；紫光阁西边墙外是1887年就已经完成腾退搬迁的蚕池口教堂，很多学者都认为这座教堂在搬迁当年就遭到拆除，但是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直到1900年底，蚕池口教堂仍然存在，而且能幸免于战火，毫发无损；蚕池口教堂北侧路边（今西安门大街）两侧的民房因靠近西什库教堂都成为了废墟；照片右下角还能看到座南朝北，皇城八庙之一的永佑庙山门，这都为了解过去北京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而直观的资料。 (原文发表在2010年2月号《摄影世界》，插图参考中国最早的航拍之一和中国最早的航拍之二)

老照片中的大三巴牌坊

过去商人都喜欢在发生过火灾的地方开店，火烧旺地，吉利。按照这种理论，澳门最旺的地块我想应该就是大三巴牌坊了。大三巴，很容易让人误解的名字，来自葡萄牙语“圣保禄São Paulo”的中文发音，“大”是指最大的，因为1580年，在澳门圣保禄山上建立了当时该地区最大的教堂——上天主之母教堂（A lgreja da Madre de Deus）。可惜这块地方实在太“旺”了，竟然在1595年和1635年两次失火！后来由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斯皮诺拉神父设计，于1602年奠基，开始了这座建堂的第三次重建。大教堂命运多舛，1835年再次毁于大火，仅遗建筑正立面，因形似中式牌坊而被称为“大三巴牌坊”。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建筑被精心的保护起来。有个细节，每次对其进行维护的时候，都会用一张巨大的印有其照片的幕布挡住，这样不会耽误前来旅游拍照的人。大三巴牌坊的老照片不少，我找了三张时间相对较早的：

1870年左右的高雄港

数日前朋友拿来四十张清末的蛋白照片，其中有一组照片相纸特殊（极薄），都裱在卡纸上，卡纸下方有法文的说明，拍摄于广州、厦门、福州、台湾等地，我估计时间在1870年左右。其中一张台湾的照片是在猴山（今寿山）上拍摄的打狗（今高雄）港北部，我很感兴趣，因为这是我见过的最早的台湾照片实物。

朋友收藏的1870年左右拍摄的打狗港照片

几张齐白石肖像

2009年秋季某拍卖会上，一张5寸大小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以28000元的价格成交。这张齐白石的肖像流传很广，几乎每种齐白石的画册上都会选用这张照片。但是，现在来看那张照片很可能不是原底洗印的，不过这个问题我不想深入讨论，只想说说几个版本的齐白石的肖像。齐白石（1864-1957），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著名画家之一，中国艺术品拍卖会的风向标。名璜，小名阿芝，字渭清，号兰亭、濒生，别号白石山人，并有齐大、木人、木居士、红豆生、星塘老屋后人、借山翁、借山吟馆主者、寄园、萍翁、寄萍堂主人、龙山社长、三百石印富翁、百树梨花主人等大量笔名与自号。齐白石是木匠出身，他早期的绘画风格并不为世人接受，直到晚年才得到认可，可谓经历坎坷。摄影大师郎静山曾经至少拍摄过两张齐白石的肖像，而且都是半身坐像。一张是1946年拍摄的，在中国摄影家出版社《摄影大师郎静山》中有收录，另一张收录在1972年台北出版的英文版PhotographicWorks of Chin-San Long，拍摄年代也是1946年。不过这两张照片差别很大，一张齐白石拄着拐杖坐在室内，没有戴帽子，另一张戴着貂皮帽坐在室外，背后还有一棵小树。郎静山并不擅长拍摄人像，这两张照片不能很好的反映出齐白石所经历的世事沧桑。

郎静山于1946年拍摄的齐白石肖像，另一张戴帽子的肖像欠奉。

素饼南普陀寺大悲阁老照片

上个星期一个台湾朋友来京，送了我一盒南普陀素饼，厦门特产，绿豆馅，甜度合适，吃完不烧心，好吃！LP也觉得好，又在淘宝上买了三盒，分别是绿茶、芋泥和南瓜馅的，还是好吃！南普陀寺是厦门的著名古刹，就在五老峰前。据说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末五代，时称泗洲院。北宋时改建，称无尽岩。元毁。明初复建，更名普照寺。清初又废。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4 年），施琅大将军收复台湾后驻镇厦门，才捐资修复这座寺院。这次复建，还加盖了大悲阁，供奉观世音菩萨，并以之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相类比，更名为南普陀寺，后又经不断改建扩建，现在已成为闽南最具规模的名刹之一。厦门开埠早，不少外国人都去游览过这座闽南名刹——南普陀寺，因此留下照片很多，特别是大悲阁，因为大悲阁建筑繁复精美，是典型的闽南风格，比较容易吸引摄影师的镜头。在大悲阁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该建筑的正面特写，好几个国外的dealer都认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880年代，不过我最近在整理约翰•汤姆逊的作品时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在1860年代。

佚名拍摄的厦门南普陀寺大悲阁，1860年代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大悲阁，1870年先说汤姆逊这张，他是1870年去的福建，因此拍摄时间可以确定。他那张照片中的大悲阁前悬挂了两块匾，外面这块写的是“法雨频施”，里面的这块是“慈航普济”。但是很明显从正面特写那张上看不到那两块匾，反而是多了一幅对联。所幸手头这张照片的版本和品相都非常好，即使不借助放大镜也能看清对联的书写时间是“同治七年戊辰春月”，也就是1868年春天书写悬挂的。按理说一对木对联应该不会刻两年，待到1870年汤姆逊拍照以后才挂上，因此基本可以判断出这张照片应该早于1870年。

对联上的文字，看哪位同好能查到对联的作者

常胜军常捷军常安军

1859年4月，太平天国的军队攻破清军江南大营，直逼上海。上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取代了“一口通商”的广州的地位，成为大清帝国最重要的外贸城市，加之逃避太平军的江浙富商蜂拥而至，使得上海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为大清帝国的金融中心。太平军剑指上海让两拨人慌了手脚，一方面是在沪富商担心上海重蹈南京、苏州之劫难，一方面是在沪有重要商业利益的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担心上海沦陷会影响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各路“神仙”都开始了活动。时任上海道台的吴煦、候补道杨坊联合绅商，雇佣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组建保卫上海的军队。这支军队开始都是由在华洋人组成，后来招募了华人，配以西式装备，采用西法训练，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支洋枪队在松江、青浦等地率胜太平军，因此被清政府冠以“常胜军”名。后来华尔在慈溪战役中被击毙，部队转由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Henry Andres Burgevine, 1836-1865）率领，其间白氏和上海政府方面因为钱饷的事情闹的不愉快，结束了合作，最后由英国工兵上尉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重整常胜军，最后常胜军在1864年攻下常州后被解散。而英美方面先是和太平军接触，试图说服他们不要攻打上海，结果太平军没吃这套，英美立即拿出“B计划”，转而支持清政府，并给常胜军等军队提供先进武器和装备。除了在上海较劲的这支上海地方政府的现代化武装外，在宁波还有两只类似的军队。这两支军队背后的利益争夺更复杂，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较劲。 1861年太平军克宁波后，由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牵头，征募了一千多名华人，同样配以西式装备，采用西法操练，因为部队中士兵均以绿布裹头，因此又被称为“绿头勇”（怎么听怎么别扭，总是让我想起绿头的Fly）。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载，这支部队在1862年夺回宁波后由科克上尉统领，下辖两队，一支名“常安军”，一支名“定胜军”。 “绿头勇”是英国支持的，还有一支法国支持的，牵头的是左宗棠、法国驻宁波舰队司令勒伯勒东（Le Brethon de Caligny）及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这也是一支西式装备、西法训练，主要由华人组成的“现代化”军队，俗称“花头勇”。这支部队由勒伯勒东直接指挥，在浙江境内连连战胜，被称为“常捷军”。后来勒伯勒东在绍兴战死，常捷军改由达尔第福（Tardif de Moidrey）和德克碑（Paul D. Aiguebelle）统领。不管组建的目的为何，为谁效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均可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部队。关于这些军队的详细历史，比如装备的情况、组成的情况等等，无论中英文料似乎都少有提及，影像资料更是凤毛麟角了。我搜集了一些老照片，据我考证应该都是英国人在宁波组建之“绿头勇”的。

这张照片来自英国某博物馆收藏的包腊相册，包腊当时在宁波海关任职。照片说明清楚地写着是“Anglo-Chinese force on parade”，即江边的中英军队，左侧是宁波城的城墙，军队后面的建筑即宁波海关。这张照片的获得感谢rishon、HK和黑龙。

李鸿章的十张坐像

李鸿章（1823-1901），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上面这段简历，引用自维基百科。其实只要在任何一个互联网搜索引擎中以“李鸿章”为关键字进行搜索都能找到数百万条信息，因为李鸿章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几乎清末所有的重大事件他都有参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引进铁路、轮船等近代科技、筹建北洋海军、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创办轮船招商局、签署《马关条约》、参与戊戌变法、经历义和团运动、签订《辛丑条约》等等。评价李鸿章在近代史中的对与错，很难。我想，尽管他身上有中国官场上固有的劣习（这个一定有），但是他肯定还是希望皇上好，希望大清朝好，希望中国好，否则不会积极倡导洋务运动，积极引入西方先进科技。然而，历史大背景和当时中国的背景又不能让他完成唤醒中国的重任，单纯从这方面说他又是一个悲剧，是个“裱糊匠”。李鸿章接触摄影术很早，在镜头前不会像其他清代官员百姓那样扭捏不自在，现在留下的他的照片非常多，我甚至认为他可能是1901年以前被拍照最多次的中国人。我试着整理了几张他的单人坐像。

约翰·汤姆逊于1871年摄费斯勒于1874年摄佚名摄。和费斯勒那张应该是同年拍摄的，前不久刚以近18,000元的价格成交。梁时泰于1879年摄。有幸过手两张，一张可能已经易主，另一张被藏家自己裱了一层底板，品相不是那么好了。佚名摄于1880年代。图片来自互联网。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所摄。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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