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 第 4 页 – 研究和讨论老照片及中国早期摄影史

金身

前阵子在一本私人相册里看到张塑像的照片：一位身穿袈裟的僧人盘腿而坐，右手抬起，双眼半睁，嘴唇微微张开，似乎在说着什么。从反光的情况看，塑像似有贴金，前额缺失了一块，胸前还有一个被人为戳过的洞。塑像前有五供，都落满了灰尘。根据卡纸上手写的说明，这是北京西山宝珠洞内的塑像。宝珠洞我曾经去过，比对照片中塑像所处的环境，应该没有错，传说宝珠洞内曾有一座桂芳海岫和尚圆寂后的肉身贴金像，今已不存，另有一座汉白玉雕像代替。

宝珠洞是北京西山八大处之第七处，“在山之翠微处，地稍坦迤，是曰平坡。”在翠微山关帝庙前往南看，没几步远就是一座四柱三间木牌楼，正面额曰“欢喜地”，背面“坚固林”，都是乾隆皇帝御笔。穿过这座牌楼再走不远，路右边有一块巨石，上面刻着三首乾隆皇帝游览此地的诗作，再往前走就到了宝珠洞这座小庙。虽然被称为“洞”，但实际上还有其他附属建筑，靠近山下的方向是一座卷棚敞轩，乾隆皇帝曾题额“澄观万有”，在这里可以远眺京城，就是他诗里写的“天半轩斋一倚楹，初冬风物值晴明”，冬天树叶掉落，赶上天气晴朗，真可以游目骋怀。靠近山坡有座观音大士殿，殿后就是宝珠洞，宝珠洞的上方是阿弥陀佛殿。《日下旧闻考》里说宝珠洞“入洞黝黑，昼不见人，旁出其上，见若大蚌剖而倚石壁者”。像个蚌壳倚着石壁的比喻很准确，里面的空间很小，金身像曾经就摆在正对洞口的最里面。

桂芳海岫和尚出生于明万历四年（1576），自幼在保定府的白衣庵出家，清康熙年间入北京西山的大圆通寺，他“笃实持躬，勤劳砥行，箪瓢布衲，十载经营，重新殿庑。”于是康熙皇帝赐名重修的大圆通寺为圣感寺，钦命桂芳海岫和尚为该寺的开山住持，这座寺庙在乾隆年间更名为香界寺，即八大处的第六处。桂芳海岫和尚常在圣感寺北的宝珠洞内修行，最后也圆寂于此，康熙皇帝“仍赐白金为殡资，其徒寂印，奉师全身。”这是其金身像说法的来历。关于桂芳海岫和尚的传说很多，据说他帮乾隆皇帝驱了鬼于是被封为“鬼王菩萨”，实际上据《五灯全书》他逝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最后葬在宝珠洞以北，广禧寺以西的塔内。他的弟子寂印“奉师全身”想来应该只是给等身的塑像施金，而不是在肉身上。这一猜测从这张老照片里也可以得到证实，桂芳海岫和尚塑像额头和胸口的伤痕显然是有人为了验证是否内有肉身而故意破坏的，特别是胸口那处伤痕，极似枪击的结果。这张照片摄于1920年代，不知金身像最后毁于何时。

无论是肉身施金还是泥塑施金，都是为了长久保存为了永恒，毕竟金是地球上自然界中化学性质最稳定的元素之一，施了金就可以金身不坏可以亘古不变。这一切只是自欺欺人罢了，世间万物哪有什么永恒哪有什么万岁，最终都会湮灭，人从生到死，不过是彻底进入碳循环而已。追求肉身的永恒只是自寻烦恼。指环王系列电影的第三部Return of the King中，白城即将被攻破之时，甘道夫和佩平有段关于死亡的对话，甘道夫说“Death is just another path.”人始终是走在路上的，不是这条路就是那条路，不必回头看，不必留恋过去，往前走就是了。

两座孙中山像

去年12月出差去南京，现在的高铁实在太方便，坐G7不到三个半小时就到了。去酒店签到后看时间尚早，先去附近一家“藏书羊肉”吃了热乎乎的午饭（一份羊杂汤+两个饼），然后出发去明孝陵。去那里是想对比老照片拍现状，到了景区门口才发现要买门票，嗯，那下次吧。我习惯腿儿着，看见路牌说往山上走是美龄宫，就是网传把树种成项链样子的地方，反正中午吃的饱，走走也暖和，继续前进吧。到了美龄宫发现也要买票，不好意思，我继续往前走了，再往上是中山陵。就这样，我一直从紫金路走到了中山陵西门。大概二十一年前第一次来南京我也是暴走，那时候是在玄武湖北的南京站下车，好像是早上六点左右到的，路上还没什么人，我就沿着中央路、中山路一直往南走，中间绕去郑和公园看老爷爷老奶奶晨练，最后在雨花台思源池前发了会儿呆才差不多到办正事的时间。这一次等我到了中山陵检票口，发现虽然不用买票但要提前预约，好在检票的小姐姐人好，帮我在手机上做了现场预约才得以进去。已经临近闭馆，留给我的参观时间已经不多，往祭堂的台阶望不到头，我仍然一鼓作气，中间没歇直接爬到了最高的祭堂。好吧，接下来说正题。

祭堂内有一尊孙中山的石像，他身穿中式的长袍马褂，神态安详地端坐在椅子上，双手按着在腿上展开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长卷。石像基座的四面是六幅表现其革命历程的浮雕：正面“赤子之心”，描述孙中山早年行医的情景；背面“国会授印”，是就任临时大总统被授予印信；左一“出国宣传”，描述孙中山登船赴国外游说演讲前与陈少白握手告别；左二“商讨革命”，描述孙中山与六名革命志士商讨同盟会纲领；右一“讨袁护国”，描述商讨号召讨伐袁世凯保护共和国；右二“振聋发聩”，描述孙中山向群众宣传革命。

由是我想到：这种在基座上以浮雕的形式进行叙事，介绍被纪念对象的背景和功绩，强调纪念意义的形式似乎很有历史并被普遍采用，往早了说，在我去过的地方里，比如北京西黄寺内六世班禅的衣冠冢清净化城塔，塔基座上是佛祖释迦摩尼八相成道的故事；沿着时间线向下，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也是叙事性的浮雕，反映“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想到这些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王瑞智老师在回复中指出这种形式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古埃及。是啊！曾经矗立在埃及卢克索的底比斯神前的方尖碑上就是叙事的象形文字，后来古罗马的图拉真记功柱也算作这一类。无论中外古今，似乎都会“勒石记功”。这一幅幅的浮雕，就像一幕幕的戏剧，讲述故事，又很像相册，每张照片都是一个瞬间，连缀在一起就是一段被铭记的时光。

1953年6月，雕塑家滑田友根据模特制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五四运动”，毛松友摄

除此之外，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即伟人像的姿势选择。我想把讨论对象的范围限制为两种，其一是中山陵祭堂内的这尊坐像，其二有四尊，最初分别陈列在南京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广州中山大学和广州“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1949年更名为“中山纪念中学”）。置于公共区域的伟人塑像，其意义就是为了纪念，正如1925年4月3日《申报》中“赞成铸造孙中山铜像之继起”说的：“孙公为开国元勋，凡属中华民国国民，不但对于孙公未竟之志，应当继续进行，即对于孙公功绩，亦当尽国民分子之责，有所出力，否则从于口头上说几句悲痛话，或出版物上作几首哀章，虽可称盛于一时，但终易于消灭。孙公功绩，虽可与日月俱存，但后我人而出世之同胞，未必都能明晓，故鄙人等对于铸造铜像办法，极表赞同。“既然如此，被纪念者以什么样的姿势和形象示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山陵祭堂这尊是坐像，这个姿势的塑像似乎比较常见，国外有美国林肯纪念堂的林肯像，国内有广场上纪念堂里的毛像。往更早了说埃及阿布辛贝神庙前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往近了说，广安的邓小平像也是坐姿。绘画、摄影似乎也有共通之处，比如中国古代很多容像就是坐姿，这样的人物姿态看着稳重一些，特别是对伟人的塑像来说，有种伟业达成，坐观天下的感觉，从力学角度来说这样的姿势也更稳定。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丧事筹备委员会曾向全球征集塑像方案，一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满意的方案。后来，中山陵设计评审顾问、曾在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留学的雕塑家李金发向委员会推荐了自己的师长、法国雕塑大师保罗·朗度斯基。朗度斯基（Paul Landowski, 1875-1961）出生于法国巴黎，1893年进入朱利安美术学院学习；1895年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1926年进入法兰西学院；1933年他被任命为法兰西罗马学院的院长；1937年被任命为法国美术学院的院长。巴西里约热内卢基督山上那座著名的基督像就是朗度斯基的作品。

1928年6月，孙科带着孙中山的照片和影片赴巴黎与朗度斯基接洽。朗度斯基看了这些资料后，要求孙科每天下午到他家端坐，籍此确定孙中山的面貌特征。丧事筹备委员会在1928年8月给朗度斯基写过一封信，让他从中式服装、中山装和西服中选择塑像的衣着样式。他在这年10月15日的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想法：“从昨天忙到今天下午，终于将孙逸仙的胸像做了重大的调整，同时我又叫Dulac做了一个穿西装的模型，的确很不相称。惊讶地看到有些人自己无法判断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往往会盲目地受到别人错误判断的影响，一定是因为这种感受使得这些中国人不得不希望一个穿西服的雕像。欧洲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和极大的魅力，他们会以为欧洲人瞧不起他们是因为穿着长袍马褂。他们却没有想到长袍马褂使他们保持了神秘和特色，也使别人对他们刮目相看。”在石像的制作期间，与朗度斯基过从甚密的画家刘海粟去过他的工作室好几次，也提出过服装问题，但朗度斯基坚持了自己的选择。在朗度斯基博物馆以及南京中山陵管理处收藏的照片文物中，有一张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国人与朗度斯基及未完工的孙中山雕像合影，那个中国人都被误认为是孙科，实际上应该是刘海粟。在孙科带给朗度斯基的孙中山照片中，有一张是1924年他北上前在广州拍摄的，身穿斜襟的中式长袍微笑着坐在桌前，也许照片里的形象影响了朗度斯基，最终作出了长袍马褂的选择。

朗度斯基制作的孙中山坐像石膏稿侧面，可以清晰地看到他衣服上的花纹，图片来自朗度斯基博物馆

前左是被误认为孙科的刘海粟，前右是朗度斯基，后面右边是石膏稿，左边是即将完成的石像

孙科带给朗度斯基参考的照片之一，摄于1924年，也许朗度斯基受这张照片中的形象影响决定了孙的中式长袍形象

朗度斯基不断修改石膏稿，每完成一个阶段，就拍成照片寄回中国审定。他在1929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说：“好的艺术家应该能够把顾客的愿望和自身对美的追求达成一个协调，但这往往不容易。”1930年初最终定稿，他请法国著名的阿列克西·鲁迪埃铸铁厂（Alexis Rudier）做成小尺寸的铜像，寄回中国作最后审定。筹备处对这个小铜像很满意，于是朗度斯基选用意大利白色大理石，经过几个月的制作，终于完成了这座高4.6米的坐像。可后来那尊小铜像不知流落何处，直到2005年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开放前夕，一位上海市民捐献给纪念馆一尊小铜像，即之前消失了很久的送审样稿。2018年6月11日，法国的阿德尔拍卖公司上拍了一件小尺寸的孙中山铜坐像，版号1/8，是朗多夫斯基的后人在201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之际，授权Susse工作室根据当年留下的石膏像翻铸的。这尊小雕像被国内的收藏家买走（38750欧元），捐赠给了广东中山的中山纪念图书馆。

另一种孙中山像源自梅屋庄吉的推动。梅屋庄吉（1868-1934）出生在日本长崎，小时候被过继给亲戚梅屋吉五郎夫妇。养父吉五郎开了一家梅屋商店，在经营碾米的同时从事长崎-上海一线的进出口贸易。梅屋庄吉15岁时便只身赴上海、南洋游历，在经历大米投机生意的挫败后，1893年在香港中环一带开了一家照相馆，生意非常好。1895年春，时年27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返港筹备兴中会在广州的起义，通过他的老师康德黎与梅屋庄吉结识，两人纵谈天下，甚为投机，引为知己，此后梅屋庄吉多次在资金上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甚至撮合了孙、宋二人的婚姻。孙逝世后，梅屋庄吉把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和从事日中友好事业作为自己今后的人生目标，他决定铸造孙中山铜像，最初计划铸造7座，分别安放在中国和日本各地。1928 年初，梅屋庄吉请日本著名雕刻家牧田祥哉对铜像进行设计，后委托日本筱原金作铸造, 四尊铜像的总费用共计12万6千4百日元，按当时日元兑黄金的价格这是一笔巨款，梅屋庄吉为此变卖了部分家产。梅屋庄吉曾多次到牧田的工作室参与铜像的设计，希望铜像能表现出孙中山向大众宣讲三民主义时那种充满亲切且有力的姿势。有趣的是，就我有限的见识，铜像最后呈现的这个姿势很日本。他左手撩开大衣扶在腰上，右手手掌张开，坚决地向下挥动。这种向下挥动手臂的姿势常出现在日漫或日剧里，除了京剧里有类似的动作，现实生活里中国人似乎不会这样做。面向公众的演讲，内容无非是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这个阶段更容易表现人物的气质，握拳高举或者向下挥动手臂但最多到水平的位置更能体现决心，更有鼓舞作用。一个up一个down，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效果很不一样。

梅屋庄吉在筱原金作所的门前与两尊孙中山像合影，右边那尊将送给广州的中山大学，左边那尊将送到中山翠亨村，照片来自梅屋庄吉的后代小坂文乃女士

梅屋庄吉最初打算将第一尊铜像安置在日本东京，以此来向日本民众宣传孙中山及日中的传统友谊，呼吁日本政府珍惜日中友谊，并为此买下900 平米土地，但1928年10 月29 日东京警视厅对梅屋庄吉立塑像的申请批复称“铜像建设一事，碍难照准”。1928 年底，第一尊铜像铸成，次年2月28日梅屋偕夫人德子、女儿千势子及随员在神户乘“伏见丸”护送铜像到中国，3月4日清晨抵达上海。6日总理奉安委员会会议决定将这尊孙中山铜像暂立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前。1929 年10月14日孙中山铜像揭幕典礼隆重举行，蒋介石、胡汉民、谭延闿、林森、宋美龄等人及行政院、立法院、国民政府各部委、军队，及中外各界代表出席铜像揭幕仪式，先由蒋介石致词，然后梅屋庄吉致颂词。1930 年5 月3 日梅屋夫人护送第二尊孙中山铜像抵达上海，然后梅屋于22日在上海乘“凉州号”海轮，护送铜像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1930 年9 月26 日黄埔军校举行孙中山铜像揭幕暨军校第七期毕业典礼，孙中山铜像安放在八卦山山顶。1930 年12月28日梅屋携第三、第四尊铜像抵达上海，然后他偕夫人在上海高昌庙码头乘 “靖安号”军舰护送铜像，于1931 年1月9日抵达广州，这两尊铜像分别赠予中山大学和中山县翠亨村的“总理故乡纪念中学校”。中山大学因石牌新校舍还未建好, 故暂时将铜像存放在校农场, 新校建成后中山大学于1933 年11 月11 日举行了隆重的孙中山铜像揭幕典礼。翠亨村的那尊在抗日战争期间移至澳门，如今保存在澳门国父纪念馆，也就是孙中山原配夫人卢慕贞曾经的居所。

参考资料：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17398271784269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1111000178-260301?chdtv
http://www.kaiwind.com/c/2013-11-20/801549.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1-03-16/041622122061.shtml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605/c85037-21746148-6.html

孟振生主教的罗生门

前阵子看到一张在售的外国人肖像照，注释为“Missionnaire en Chine”，我认出来那是曾经负责罗马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孟振生主教。他的单人肖像除此之外我见过三张，都是在中国拍摄的，一张是维基百科上他的条目下配图，戴着祭巾，这种中西合璧的搭配只有在华传教士士使用，是罗马教廷的“特赐恩典”；一张是数年前朋友收藏的两本相册中的一张，穿着礼服戴着主教礼帽；还有一张质量不好，再有就是这张，戴着小圆帽，长及肘的披肩下方是蕾丝装饰的上衣。我关注他的这几张照片主要是照片里中式的照相馆元素，但这不是我以下文字的初衷，因为我发现他在中法《北京条约》签署前后所扮演的角色在不同的文本里呈现不同的面貌，可以展开一些讨论。

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 1807-1868）出生于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大区洛特省的菲雅克（Figeac，按现在的行政区划），1827年加入法国遣使会，1831年晋铎，1834年启程前往中国：“由法国启程东来，在途九月，于道光十四年，降生后一千八百三十四年，洋历六月十四日，行抵澳门。”[1]也就是说他离开法国的时间是在1834年10月，一路上也很不容易：“经阿洲之喜望峰（好望角），乃波涛汹涌，覆舟沉船之险峡，余亦几乎性命不保。”[2] 到了澳门首先学习中文，然后奔赴北京，“复行七八月之久”。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再次禁教：“外国传教士除任职于北京钦天监的以外，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天主教财产被没收，充作非宗教用途……内地的牧师们必须秘密地进行工作，住在穷乡僻壤，旅途中必须乔装改扮，还经常有被官府捉拿的危险，进而被驱逐出境，更不幸时就要被关押，甚至被处死。”[3]孟振生进京之路也是非常艰险：“途中恐人知觉，令从者将余扮为病人，每晨以茶頮面，使颜色黧黄。每休息旅寓，则以裀褥蒙首，面壁而卧。店伙恐染疫癘，不敢逼视。如此周防，尚不免启人疑窦，几被查获者再。”[4]1835年孟振生神父悄悄进入北京后，直奔南堂去找毕学源（Gaetano Pires Pereira, 1763-1838）神父。自从禁教之后毕神父也过得艰难，虽然在钦天监任职而没有被驱逐，但“独居南堂，差官防之甚严，不准他往。”[5]我想最难过的可能还不是这受限的自由，而是一种没有交流的孤独。之前住在北堂，负责北京教区的华人神父薛玛窦（1780-1860）因为北堂被籍没，悄悄跑去南堂投靠毕神父，结果遭人举报只好逃去了塞外的西湾子村，在那里发展传教事业，潜理北京教区。西湾子村因为教堂、育婴堂和女校的兴建，人口日渐增长，从一个小村子变成了一个大镇子，也就是现在的张家口崇礼县，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地之一。

孟、毕二神父在南堂 “快谈彻夜”，毕神父数年来积累的“孤苦零丁、无人顾问，至是愁怀尽逝，喜不自胜。”[6]当时的环境还不利于孟神父留京，于是他前往西湾子与薛神父会和，交接工作。孟振生的到来扩大了法国对华北天主教各传教团的影响力。17世纪梵蒂冈设立了教廷传信部这样一个专门机构，以监督和协调全世界各修会和教派的活动。在中国，传信部通过称为教皇代牧区的行政区进行活动，每个行政区由教皇代牧领导，在教阶体制中属于主教一级。一般来说，教皇代牧区以省为单位，每区委托给一个修会负责。19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华帝国的版图大致由如下五个主要修会负责：西班牙的多名我会（福建）、耶稣会（江苏、安徽及直隶南部）、遣使会（直隶大部分地区、蒙古、江西、河南和浙江）、方济各会（山东、湖南、湖北、山西和陕西）、巴黎外方传教会（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满洲及西藏）。当其他修会参加进某个代牧区时，则对该区再进行细分而形成一些新的代牧区。孟振生的前任薛玛窦和毕学源都隶属葡萄牙的遣使会，薛神父与孟振生交接后就他往了，而毕学源则于1838年病逝于南堂。1840年教皇将蒙古和满洲单独划为一个代牧区，并让孟振生担任该区主教，1842年8月24日孟振生在山西阳曲的红沟子天主教堂举行了升主教之礼，1846年担任北京教区主教。

以上经历让孟振生有了在接下来中法签约前后扮演角色相应的地位。中法双方在礼部衙门签署《北京条约》（咸丰十年九月十二日，1860年10月25日，前一日中英双方已经在这里签署了条约）后，摆在奕訢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英法两国军队何时能撤出京城，为此他开启了多条情报通道，只要能从洋人那里获得情报都行，孟振生主教也成为这个情报网的一份子，只是整个过程颇有些罗生门的味道，各方当事人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有差异。

在孟振生之后接管北堂的樊国樑神父曾经回忆道：“是时孟主教适在直隶各处传教，闻中西搆兵，不畏锋镝，近至北京，以便相机调处。恭亲王早知其已由上海潜归，置之不问，至此事急，特派大员张锡纶聘之进京，以充翻译。孟主教偕董主教，同于是月（十月）洋历二十三日，来至法国大营。”[7]为什么“潜归”？而且恭亲王早就知道？毕竟孟振生来中国的时候还处在清政府禁教期间，但他一直在悄悄传教。“咸丰四年，洋历八月十五日，有孟主教递信之人傅江者，为安肃县差人所获，收监候审。孟主教恐累及教众，即自首于官。赖有拉萼尼通商之约，[8]官府不得擅加刑戮，派差送之上海，不久潜归，照常治理教务。”[9]恭亲王特派的大员张锡纶和孟振生也有关系，当年孟振生因信差被抓而自首，直隶总督桂良判处将他发往上海，负责看押的主要就是张锡纶。[10]安肃即今河北省徐水县，那里的安家庄有利玛窦当年创建的教堂，是教众很集中的地方，郭嵩焘在日记里也提到过：（咸丰九年）二月廿五日……闻僧邸言，石[史]军门处有孔君一信，论夷情颇悉。因往问之。孔君广汉，安肃县人，于军门有戚谊云。安肃安家庄，皆西洋人居住。有孟振生者，为佛朗西人，每言夷言[事？]皆有证验。又有宝坻生员王振恒、山东沂州府经历张锡纶（亦安肃人）与交好，言可以谕贴给孟，使说英夷无滋扰。[11]有了安肃、张锡纶这层关系，孟振生自然能潜归了。

但作为另一方当事人的恭亲王奕訢可没有说过（至少在奏折里没有体现）请孟振生作翻译一事。10月28日恭亲王在给咸丰皇帝汇报的奏折中说：其传教人有欲私见臣奕訢密诉情形者，似乎与英夷貌合心离，但未敢遽信，俟其来见，先由奴才文祥接晤，查其是否出于真诚，再行相机办理。惟现在奸细极多，该夷以重价购访，故为夷谋主者，不仅市井小民，即通知文义者，亦贪利为其所用……现在臣等密授该委员机宜，设法开导佛夷，令其先行撤退……[12]又在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的奏折中说：……前日佛夷孟酋及艾酋[13]等坚欲谒见臣等，臣奕訢令臣文祥接见。该二酋初以条约内载传教各节，反覆议论后，即言及该国与英国本不相洽，此次兴兵，实为英国牵制，并愿与中国攻剿发逆等语。臣文祥见其假言殷勤，未便一口拒绝。当即告以现在中外和好，尔国在此为客，未便有劳尔师。伊亦默然。总之，该酋等亦不过徒以口角见好，究则毫无实际，未敢轻信。[14]奕訢用的词是“坚欲谒见”，对这件事其他文献里有不同的描述。《襄理军务纪略》卷四中有：“（九月）初五日，张绅奉恭邸来札，并胜帅复书，随又奉到大学士瑞复书，侍郎文祥函，均令入都议事。”[15]处理议和事务的钦差大臣恭亲王、刚在八里桥吃了败仗逃回京城的胜保、大学士瑞麟以及恭亲王的同事，步军统领文祥等四名大员一同写信给这位“张绅”，要他去商量事情。这位“张绅”本名张锦文（1795-1875），字绣岩，道咸年间的津芦盐商巨贾，因其所创的招牌是“益照临”而被称为“益照临张家”，是清末天津的八大家之一。自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趋津，到咸丰八年和十年英法联军两次进犯天津，张锦文一直为组织民团出钱出力，特别是咸丰九年英法两国军队进了天津城，他组织了“支应局”，专门处理采买，满足联军的物资需求。在此期间张锦文与英军过从密切，地方官员遇到和外国人的交涉事件都会向他请教，[16]所以恭亲王找他也在情理之中。恭亲王给他的信说：“二品顶戴张锦文，前于咸丰三年，击退发逆，忠义奋发，干练有为，本爵素所深悉。现有面谕事件，仰该员星速驰赴行辕，毋稍迟缓。”[17]胜保给他的信说：“展诵手书，具悉素能留心时事。仆现在督师，前月初七日之战，若非临阵受伤，几成大捷。现号召援师，严兵以待，如和议不成，定当督兵痛剿。恭邸现有面谕事件，仆亦望即来营，是所殷盼。”[18]大学士瑞麟复书：“顷接来翰，足见忧国保民之心。现在战守和三者，尚未定局，惟望迅速来京，俾得共商一切，以维大局。务以京中生灵为重，以救时艰，幸勿推诿。”[19]文祥说：“副戎阁下：自癸丑之冬，击退发逆，保卫梓乡。戊午夏，又首创义举，以效忠忱。只因当时掣肘，遂至功败垂成，惋惜之余，弥深钦佩。惟素聆芳名，而竟未觏面，兹恭邸行文，调即来都，想豪杰之心，得有知己，自当星驰，以答国士之知。此间现有面商事件，务希即日北上，幸勿迟滞，是所祷企！”[20]假设这些信都是真的，从行文看似乎是张锦文先给这几位大臣去了信，谈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建议，所以才得到信任被邀请去北京面商。张锦文九月初六（10月19日）束装北上，初九日先在彰仪门外天宁寺见了胜保，胜保问他该战还是该和，他回答说：“时不宜战，议和可耳。”胜保表示赞同。然后胜保带着他去见恭亲王，恭亲王问：“现今海淀被扰，当何以处之？”张回答“宜维持大局”，恭王又问“外国有信议和，果否？”张回答“俟探听确实，再为禀复。”恭亲王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明显是铺垫，“海淀被扰”是指10月18日圆明园被烧，这个相对来说不重要，他最关心的是能不能议和。了解到恭亲王的想法，张锦文也开始努力探听消息，友人通知他俄国人在使馆设宴招待英法两国使臣，他们就想办法去探听虚实。[21]

接下来孟振生主教就要上场了。“（九月）十二日，陈允泉、李兴海、李梅湖来寓，因语以：‘昨见孟振生、董若翰二教士，言：‘发逆现盘踞金陵及苏杭等处，如英、法两国兵费，即行措办，该教士即见该国使臣言明……须于筵宴时，恭邸亲自与言，事必协矣。’’”有朋友通知张锦文，说孟振生和董若翰两人提议让英法两军帮助剿灭在南京和苏杭一带的太平军，并且说如果是恭邸主动提出效果最好。另外在场的朋友建议应该先和胜保打招呼。（九月）十四日，张锦文带着两位传教士去见胜保，“该教士即将欲浼英、法两国，南平发逆事面陈。”胜保听后不能做主，回复说要向恭亲王汇报后再为筹议。关于这次见面，从胜保的奏折里也可看到，但行文完全是另一种表述：“本月十四日（1860年10月27日）据二品衔商人张锦文来营面禀，有法国传教之夷酋孟姓、董姓二人，单骑前来谒见。有面为禀商事件，乞张锦文为先容。奴才知夷情多疑，现在既已议和，若峻为拒绝，转非坦白之意。当即传见，并赐以坐。询其来意，据称伊国钦差及其将军，均愿议和通商，并无恶意，因英国借兵强战，不得不然。现在既归和好，伊国愿拨兵数千，由上海助剿长毛，以见诚意。并该夷颇知奴才身为宿将，具道倾慕……昨复据张锦文禀称，孟、董二姓回报该国使臣，甚为欣悦，业已将夷兵撤退殆尽。“[22]

孟振生的表述，至少在樊国樑的叙述里丝毫没有提到曾建议英法联军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的内容，但是综合奕訢、胜保等人的奏折，以及《襄理军务纪略》的记述，应该是曾经见过恭亲王和文祥，并提出了这一建议。

此间还有一件事各方记录不一。1860年10月25日，中法双方在礼部交换条约之后，法方于10月28日在南堂为阵亡的法军官兵举行弥撒，之后有马车拉着6具棺椁去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传教士墓地（今北京党校院内）安葬。在举行弥撒后葬礼队伍出发前，恭亲王突然派人把孟振生主教请去了，说有要事相商。“礼毕发引，忽恭亲王差官，来请孟主教面晤，故孟主教当时未得随輀。迨晤亲王后，始驰至茔地，祝圣棺椁，殡葬如礼。按恭亲王此日请孟主教面晤之故，缘恭亲王虽与英法订和，然见京中洋兵众多，不免悬悬之忧，特请孟主教询问底里。孟主教执其双手，温言宽慰，盛言西洋人信于然诺，绝无渝盟苛虐之理。快谈逾时，恭亲王始得释然，自是倚孟主教最深，所言俱从。及孟主教逝世，恭亲王派员送葬，一生感念不置。”[23]和约已经签了，恭亲王最关心的就是洋兵赶紧走，否则皇上回不来，所以他着急通过孟振生主教打探法方的消息。在樊国樑的描述里，两人的见面特别有画面感，孟主教甚至“执其双手”！按照中国人的会客习惯，大抵上是客人由仆人带进客厅后，主人请落座，主客双方至少会隔着个边几，两人都坐着的话似乎不容易握到对方的手，如果两人是站着聊，似乎不合礼制，太随意了，所以我偏向于认为这句肢体动作的描述是樊主教的想象与发挥。法军翻译官埃利松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对恭亲王突然召见孟振生一事做了记录。[24]不过恭亲王请孟振生来这件事在他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并没有体现，可以说未着一字，但他在其中一封奏折中附了孟振生于九月十七日（10月30日）和九月十八日（10月31日）的两封关于法军撤兵的信，内有一句：“前因议及回兵事，本鉴牧即日赴本国钦差及将军公馆密议详商，陈说永好已既应允于今日，明日即兵分两队退回，本钦差留兵无几，俟与英国钦差同行。”[25]说明之前两人见面肯定是谈到过“回兵事”，只是按照孟振生的表述逻辑，法军“应允”退兵完全是出于他的“密议详商”。孟振生的记述，在法军统帅孟托班的日记中可略窥一二。他说：“10月21日，孟振生主教来访。他来向我汇报他与恭亲王的一次谈话内容。这位品格高尚的主教就此话题与我的儿子讨论过了。恭亲王一直对我们的同胞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感到不安，于是就向孟主教打探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曾说过，我和葛罗男爵同意签署和平协议并愿意遵守协议上的条款内容。对此，恭亲王也向孟振生主张打探那番话的可信程度。”[26]10月28日的葬礼结束后，孟振生又去拜访了蒙托邦，转达恭亲王的担心：“回到司令部以后，孟振生主教来拜访我，向我汇报了他与恭亲王以及清朝将军沈葆桢（这里翻译错误，应该是胜保，不是沈葆桢）的会面情况。他告诉我恭亲王对我们是否会遵守条约内容离开北京表示担忧。恭亲王得知英国人准备延长逗留时间以后更加害怕了。他的担心是有依据的。之前葛罗男爵告诉我额尔金勋爵给他递了张便条，表示要推迟离京的日期。我请主教转告恭亲王，让其尽管放心，我已经决定遵守我方特使签订的所有条款，除非有出乎意料的重大事件发生，否则我会按照计划于11月1日撤离北京。”[27]

综合以上史料，在战争结束后和约的谈判前后恭亲王肯定通过孟振生获取过法军的情报，前期有张锦文的主动搭线，借着胜保这层关系与文祥和恭亲王见了面，恭亲王在接触后认可孟与法军的关系（同为法国人）但认为其提供的信息有限，在后期又借助孟去探听法军从北京撤离安排的情报；孟作为北京教区的主教，则希望于居间说和的机会获得中方上层的重视和支持，为日后的传教工作铺路，于是给中方的文件中似有夸大其作用的表述；法方的记录则相对平实，没有什么感情色彩。我粗略检索了一下，似乎还没有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或其它的重大历史事件）期间文本行文的有研究，围绕同一事件，不同参与者的文本放在一起对比研究，颇有“罗生门”似的观感。此外，信息，或者说情报在传递过程中实在太容易走样，特别是中文博大精深，同一句话换一个词可能表达的感情倾向就不一样。在重大事件面前，大臣们如果不能做到实事求是，那决策者或决策机构就很难正确应对，导致无法挽回的深远影。

注释：

[1]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9页
[2]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9页
[3]【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 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530页
[4]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9页
[5]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8页
[6]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19页
[7]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28页
[8]这里指1844年中法双发签订的《黄埔条约》，其中专设条款保护传教士在中国的人身安全。
[9]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27页
[10]直隶总督桂良奏为先将法教士孟镇升解往江苏摺，咸丰四年九月二十日（1854年11月10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159页
[11]郭嵩焘著：《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9页
[12]钦差大臣奕訢等奏与英法换约详细情形并设法令法兵先退折，咸丰十年九月十五日。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23-224页
[13]即孟振生主教的副手董若翰（Jean Baptiste Anouilh, 1818-1869），“艾”的发音源自他的姓Anouilh。
[14]钦差大臣奕訢等奏英兵定期撤回津郡并接见英使等各情形折，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7-238页
[15]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0页
[16]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天津八大家”第199-200页
[17]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0页
[18]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0页
[19]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0-551页
[20]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1页
[21]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52页
[22]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31页
[23]樊国樑：《燕京开教略》下篇，北京救世堂，1905年，第30页
[24] “北京主教，当天去了皇宫，受到了恭亲王的热情接待。一从那里出来，他就直奔这个缓慢前行的队伍。他走在神甫们的前面，身穿大祭司服装，准备主持葬礼。”【法】埃利松著，应远马译：《翻译官手记》，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278-279页。这里埃利松所说并不准确，恭亲王不在皇宫，可能是在天宁寺，那里距离宣武门内的南堂不算远，所以孟振生主教完全来的及赶上送葬的队伍。
[25]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40页
[26]【法】库赞·德·蒙托邦著，王大智、陈娟译：《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61-362页
[27]【法】库赞·德·蒙托邦著，王大智、陈娟译：《蒙托邦征战中国回忆录》，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376-377页

老照片里的牛

这个庚子年要过去了，过去的一年里地球上所有人都不容易，好在农历新年将要开始，生肖也要从鼠转到牛。牛在动物学上的分类是动物界脊索动物门哺乳纲偶蹄目牛科牛亚科牛族，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常见的是牛是黄牛、水牛和牦牛，其中黄牛和牦牛都是牛族下的牛属，水牛是牛族下的水牛属。在这里不得不跑个题，现在大城市生活的孩子不太有机会看到活的猪和牛了，记得我家小朋友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同学的爷爷就说暑假要带孩子回安徽老家，让孩子看一下活的猪、牛、鸡、鸭都长什么样。在中国的农耕时代，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重要的财产，农民不会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随便宰杀，而现代社会牛肉被中国人作为一种重要的食用肉历史并不长，而且主要也是受到欧美的影响。人工饲养的牛作为一种“产品”常根据用途分为肉用、乳用和役用，并人为杂交出很多新品种，早在上上一个庚子年罗振玉就在他创办的《农学报》中提出应该引进荷兰的牛与本地牛进行杂交，改进产乳。中国原产的黄牛比较有名的蒙古牛、秦川牛、南阳牛、鲁西牛、晋南牛和延边牛，水牛有沼泽型和江河型，这些只能在老照片里看到了。

驯化的牛和人类共同生活的这差不多一万年时间里，有很多性格特质被升华为文化符号，比如南方的水牛，无论在沼泽型还是江河型，都是一幅泰然自若的样子，《易经》里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于是牛就成为一种可以镇水的符号，最知名的例子可能就是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东岸的铜牛，铸造于清乾隆二十年（1775年），牛身上有乾隆皇帝撰写的《金牛铭》，其中就有“金写神牛，用镇悠永。巴邱淮水，共贯同条。”别看昆明湖不会发大水，但放在湖边对国内其他地方的河流都起作用：“巴邱淮水，共贯同条”。石景山西南，永定河岸的庞村，曾建有祭祀（永定）河神的北惠济庙（雍正七年建），庙前不远的堤岸旁有座高2米左右的砖台，台上卧着一头铁铸的镇水牛，我考证大概铸于清嘉庆年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被化了。永定河古称“无定河”，就是因为水患频发经常改道而得名，后来为了讨个好彩头才改为“永定”。就在永定河的上游，山西大同境内的御河（后流入桑干河）河边也有一头铁铸的牛立在河旁，同样是为了祈祷减少水患。四川灌县的都江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那里也曾有只铁牛，据县志铸造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水利佥事施千祥、崇宁知县刘守德、灌县知县王来聘、顺庆府通判张仁度设计都江堰铁牛鱼嘴。二月二十四日冶铁浇铸，一昼夜而铁牛成，用铁七万斤。”（这个用铁量从照片来看似乎不准确）

牛和宗教信仰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老子的座骑就是一头青牛，某画家的“老子出关图”千篇一律的都是老人、孩子和牛三个元素构成。最朴素的是东北一些地区萨满教供奉的“七圣”或“九圣”，其中就有“牛王”，人们拜牛王祈祷牛少生病，不要影响耕种；再比如《西游记》里铁扇公主的丈夫红孩儿的爸爸孙悟空的结拜兄弟牛魔王，就是一个牛形象的“妖怪”；还有阴曹地府里阎王的两位属下：牛头和马面，其中一位就是以牛的形象出现。藏传佛教里也常见“牛”，比如大威德金刚有九面，其中正面是牛脸和两个牛角，代表幻身与明光的教法，也常以水牛为座。

四川一座寺庙内的“马面”（左）和“牛头”（右）像，门上写着“方知到此”，1910年代，甘博摄

辛丑年就要开始了，希望牛给大家带来好运，祈愿疫情早日结束，祈愿世界和平。

清军的洋枪：Martini-Henry Mk II

Martini-Henry后装枪在清代的文献里很常见到，特点就是射速快，如李鸿章1874年就曾评价：“英俄德法美泰西五大强国也，其后门枪名目英之至精者曰亨利马梯呢……以利钝迟速较之则英之亨利马梯呢精于俄，俄之俾尔打呶精于美，美之林明登又精于英之士乃得及德法诸枪也。”这种枪的结构特点是采用美国工程师亨利·皮博迪（Henry O. Peabody）设计、后经瑞士工程师弗雷德里希·冯·马梯尼（Friedrich von Martini）改进的起落式枪机（射速快），并配合苏格兰工程师亚历山大·亨利（Alexander Henry）设计的膛线（初速高），在外观上，看不到击锤，子弹装填的位置位于枪身上部，有个凹槽，扳机护环后方有个带环的杠杆机构。这种枪在1871年发布了第一个型号Mk I，先后共有四个主要型号，1889年停产，清政府在1870年代有引进，并在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有仿制。

这两张照片大概摄于1890年代，从装填用的杠杆机构位置可以确定这是1885年以前的型号，因为此后这个杠杆变长，那个环状结构距离扳机环远了。综合金属箍的位置、间距、枪托长度等，我偏向于认为照片中是1877年的Mk II。这两张照片摄于重庆，因此亦不排除是四川机器局（1878年建成投产）的仿品。

Martini-Henry Mk II的一些细节，图片来自ima-usa.com

附套筒卡口枪刺的Martini-Henry Mk II，图片源自ima-usa.com

大使馆里的女主人

2014年我看到一组照片，是匈牙利裔美国记者、摄影师路西安·艾格纳（Lucien Aigner, 1901-1999）访问双橡园，即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时拍摄的照片十六张，内容除了记录时任驻美大使胡适的工作外，还介绍了使馆内的厨师、司机、保洁以及馆内陈设。其中有位年轻的女士非常抢眼：招待艾格纳的餐桌上她坐在与胡适相对的位置、餐后她为客人弹钢琴，表情和肢体动作都很有表现力，俨然使馆里女主人的样子，艾格纳自己也说：“因为胡先生的夫人没有陪他出使美国，因此由使馆二秘K. W. Yu的夫人充当女主人。”艾格纳还为这位“女主人”拍摄了两张很COOL（真的是冷的那个COOL）的单人照，说她在聚会时总是穿着中式丝质旗袍。当时我很想知道这位女士到底是谁，但这批照片没有标注拍摄时间，也没有中文图说，涉及的人名是缩写，我猜女主人的丈夫可能姓“俞”或“于”（Yu），但简单检索了下没结果，就这么一直放着了。前几天我找资料的时候偶然看到LOC收藏的一张照片是胡适与一对新人的合影，新娘正是那位“女主人”！按照图说她叫“Virginia Chang”，新郎写作“Kien-Wen Yu”。继续检索，发现同样是2014年，已经有人写过这张婚礼照片了，新娘叫张太真，新郎叫游建文，胡适是他们的证婚人。

使馆的午餐，从左下角顺时针分别是：胡适、刘锴、使馆的法律顾问，也是胡适的同班同学哈罗德·里格尔曼、Yu夫人、使馆法律顾问莫里斯·库帕、周鲠生

游建文（左三）和张太真（左二）在双橡园举行婚礼，胡适（左一）是他们的证婚人，1939年5月12日，照片源自LOC

这位新郎原来姓“游”，难怪我用“yu”对应的汉字找不到。在1958年的The Asia Who’s is Who（Pan-Asia Newspaper Alliance, Hongkong, 1958, P118）里找到了这位外交官的简历，试译如下： 1908年出生于福建福州，毕业于北平盐务学校，之后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1929年任中国驻丹麦哥本哈根使馆秘书；1932-1938年在国联担任中国代表；1937-1938年任中国驻英国伦敦使馆秘书；1938-1946年任中国驻美国使馆秘书；1941-1942年回国在重庆任外交部部长秘书；1946-1947年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执行秘书，兼驻加拿大渥太华领事；1947年任南京的行政院院长秘书；1948-1950年任蒋介石高级秘书，兼驻意大利罗马“参赞”；1950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参赞”；1950-1957年主管台驻联合国机构的新闻处；1957年任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从《董浩云日记》看至少1962年他还在美国纽约（郑会欣编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上册P430）。张太真的父亲张履鳌是江苏江宁人，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于1907年自费留美，回国后曾曾署理湖北外交司长、署理湖北高等检察厅厅长。1912年起在汉口开律师事务所，并曾担任过黎元洪法律顾问、吴佩孚法律顾问等职。1927年出任汉口第三特区（英租界）总监。次年起任汉口商品检验局合议局长，南京、威海卫回归短筹备委员会高级专员。1930年赴智利任中华民国驻智利代办，1931年3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智利特命全权公使，次年免职。抗战期间以“地下抗日工作者”的身份在汪伪政府的湖北高等法院担任检察长。张太真女士的简历我没能查到。

游建文和张太真的婚姻胡适曾多次提到，最早是1939年3月31日的《胡适日记》：“张履鳌太太请吃饭，是宣布他的女儿Virginia与本馆秘书游建文兄订婚。”（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P213）结婚那天又记了一笔：“（1939年5月12日）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P221）胡适上任驻美大使后，常外出宣讲中国军民的抗战，非常劳累，因前一晚心脏病发作，于1938年12月5日住进纽约长老会医院的隔离室，直到1939年2月20日才出院，上面说的“病在纽约时”就是指这段时间。胡适后来还提过这件事，说得更详细：“那次我到了纽约，心脏病发了，就没有回到华盛顿去。大使馆是在华盛顿的，馆里每天主要的事情，是用电报或电话通知游建文，由他到医院里来告诉我。我只用口授，由他记录下来通知华盛顿大使馆去办的。他每天到医院来半小时光景，事情办好了，全部时间去追求一位张小姐，结果被追上了。所以有些朋友说笑话：‘胡适之的心脏病，医好了游建文的心病。’先生说到这里，大笑起来，又说：‘后来我出院了，还是我给他证婚的。‘”(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湾联经出版事务公司，1984年，P131-132)在这里八卦一下，胡适因心脏病在纽约住院三个月多一点，两位年轻人就从相识到订下婚约，也难怪LOC那张他们婚礼照片的原图说用了“whirlwind romance”来形容。艾格纳访问双橡园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张太真女士抱着一个小男孩儿弹钢琴，图说里称这个是张太真14个月大的儿子Yuang Lung Yu，推算下来这批照片应该摄于1941年。胡适应该很看重游建文，他在1957年6月所立的遗嘱中指定了几位执行人，其中就有游建文；1961年6月25日上午，胡适由护士陪同从福州街临时住所返回“中央研究院”，他立刻给在纽约的游建文发了一个电报，请对方转告自己的妻子江冬秀，他已经回到南港家中。（智效民“胡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张太真女士嫁给游建文对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来说确实是好消息，毕竟使馆是国家的门面，有这样一位多才多艺且气场足够强大的年轻女士扮演女主人的角色再合适不过了。

清军的洋枪：Madsen Light Machine Gun Model 1902

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撼，有一种赛博朋克的感觉：虽然是新军，但毕竟还是在清代，前面骑马的军官鞍后挂着一支长枪，后面的驮马上背着很多巨大的弹夹，这战斗力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布雷斯塔警长”的座驾“变形马”，有一把威力巨大的枪叫“塞拉炯”，每次变身后都要声音低沉地念一下枪的名字……这张照片出自前几年国外某拍卖会上的一本相册，后来被国内的一位藏家收入囊中。这本相册中还有一张与这支枪和弹夹相关的照片，是一众官员和一名外国人站在屋前，地上摆着一支枪，上面插着尺寸比例看着很夸张的弹夹。对比两张照片里的枪托和弹夹，很容易确定这是同一个型号，即丹麦的麦迪森轻机枪M1902（Madsen Light Machine Gun Model 1902），并且根据枪托的形状来看是比较早期的一款。

麦德森轻机枪最初是丹麦陆军中尉让·特奥多·斯考博（Jens Theodor Schouboe）1890年在马梯尼-亨利步枪基础上改装的半自动步枪，时任丹麦战争部陆军大臣威廉·赫尔曼·奥卢夫·麦德森（Vilhelm Herman Oluf Madsen）推动了这个设计的定型生产，1902年被丹麦陆军采用，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化且大量生产的轻机枪。其后来有很多改进和发展的新型号，子子孙孙一大堆，清末开封的兵工厂曾仿制，抗日战争期间还看得到这种枪的身影。

在有官员合影的那张里，前排居中的赵尔巽，他光绪二十八年（1902）从山西布政使护理山西巡抚转到湖南巡抚任上，三十年（1904）改授盛京将军，三十三年七月（1907）调湖广总督，次年复改四川总督，辛亥革命前任东三省总督。从照片内容看不好确定具体的年代，但背景柱子上的对联很有意思，上联是“机心师公输子……严疆资保障”，下联是“银币溯墨西哥……国法赖维持”；这里说的“银币上溯”是指清末常见的一种外国银币“鹰洋”即最初是墨西哥的银币，因为正面有一只雄鹰而得名。从对联内容看，似乎和经济及洋务有关，赵尔巽从事经济方面的工作也比较长，思想较开放，国外的军火推销商找他作为突破口也很正常。另一张照片从后面斑驳的墙壁看应该是在南方，唯一的外国人就是上一张照片赵尔巽身边个子稍矮的那位，新军这时已经换了新军装，肯定是1905年以后了。我没有找到清军在训练时使用麦德森轻机枪的照片，不过丁格尔在他的China’s Revolution里提到他见到有Rexer和Maxim，分别是英国仿制的麦德森轻机枪和马克沁重机枪，说明这两种武器在清军中都有装备。

清军的洋枪：Winchester-Hotchkiss M1883

在上一篇贴出的那张莫理循收藏的1900年日军展示从天津某军营缴获的清军武器的照片中，除了抬枪和汉阳造，左数第三和第六支是温彻斯特-哈乞开斯M1883（Winchester-Hotchkiss M1883）。这两支枪靠墙立着虽然只能看见底面，但可以看出来其外形有如下特点：有两个金属箍；背带的一端在靠近枪口的金属箍上，另一端在扳机护环前端；有枪栓；枪机位置的侧面是平的，与前段护木的弧面连接处有个小台阶；枪身右侧面靠近扳机的位置有个小凸起。根据以上特征，我比对了当时的主要步枪型号，应该是温彻斯特-哈乞开斯M1883。

美国军械设计师本杰明·哈乞开斯（Benjamin Berkeley Hotchkiss）1875年设计了一种新式的栓动步枪，这个新设计1877年申请了四项专利并于同年卖给了温彻斯特公司，于是温彻斯特公司1879年推出了新枪温彻斯特-哈乞开斯M1879，并获得了美军的订单，清政府也曾采购。照片中枪身的枪机这一段很明显是金属材质的，因此我判断它应该是更晚的M1883。这款枪在枪托内藏着一个管状空间，可以一次存入5发子弹。枪身侧面枪机位置的小凸起是个控制单发和连射的小扳手。

清军的洋枪：Mauser

“Mauser”就是“毛瑟”，这可能是中国人除了“三八大盖”（日本三八式步枪）、“王八盒子”（日本南部十四式手枪）等最常听到的外国枪名了，也是清军最晚引进、仿制最多的步枪品牌。我小时候有一把家人从上海买给我的驳壳枪，黑黑的，做工非常好，一扣扳机就发出“哒哒哒”的声音，那时候觉得只有很厉害的解放军才配驳壳枪，比如《小兵张嘎》里的罗金宝，驳壳枪就是毛瑟军用手枪的俗称。

德国工程师威廉·毛瑟和保罗·毛瑟根据法国夏塞波击针式后装枪设计了一种旋转式闭锁枪机，并据此制造了一种新式的后装步枪，1871年被德国军队采用，成为一种制式步枪。抗战影视剧里常见的将枪栓向上抬动九十度后拉，再前推下压九十度然后射击的动作很常见，这种枪机设计就源自毛瑟1871，毕竟民国政府1935年开始生产的制式步枪“中正式”就源自毛瑟1924式，再把时间往前推，清代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源自德国陆军委员会1888年开发的“委员会88式”（ Gewehr 88），枪机设计一脉相承。

今天选的这张照片不是那么正面：是老莫理循的收藏，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日军占领天津的一座兵营后缴获的枪支合影，原图说是这些枪来自“Shui tze yin”，国内的出版物译作“水师营”，我觉得不太对的上，这几个字可能要看莫理循的手写图说才知道。按你胃，立在墙边的这些枪里，最长的几支是抬枪，得两个人配合使用，顾名思义，前面那个人得用肩膀“抬”着，后面的人才能射击，抗战时期中国的民兵还用过。中间这一组正常尺寸的步枪在枪身下方扳机前方有个近似三角形的凸起弹仓，并且弹仓的下部还有一个窄孔，扳机护圈与弹仓连在一起，此外枪口处中间细外边粗，这是委员会88式的典型特征：外露弹仓和双层枪管，特别是双层枪管这个特征也给这款步枪带来一个“老套筒”的绰号。初期的汉阳造是完全按照委员会88的图纸生产的，直到1904年才有所改进，外形上与委员会88式有个区别，因此这张摄于1900年的照片中不可能有改进的汉阳造，只可能是清政府的兵工厂自己生产的老型号。

在另一张“菏泽巡警局”的照片中，每位巡警都扛着一支毛瑟枪，这个型号没有枪身下的弹仓；枪身有两处金属箍，分隔出的两端枪身几乎一样长，这些特征都说明这是毛瑟1871式，是清政府进口的一批洋枪。

还有一张很常见的照片，是1911年大清海军海圻号访问纽约时的照片，水兵们扛的枪也是毛瑟，网上有些文章认为是毛瑟1897，但首先没有“1897”这个型号，其次在外观上：枪托下部平滑、只有一个金属箍且靠近枪口，我觉得更接近毛瑟1895。不管怎样，无论是1895还是1897都是十九世纪的型号，访问纽约时用的还是十几年前的枪，与世界的差距可见一斑。

清军的洋枪：Mannlicher M1888

Mannlicher即中文文献里常说的“曼利夏”，名称源自“弹夹”的发明人，奥地利工程师费迪南·曼利夏（Ferdinand Ritter von Mannlicher, 1848 -1904）。他在1885年推出了一款采用直拉式枪机和弹夹结构的步枪，即曼利夏M1885（Mannlicher M1885），三年后他设计的新款步枪曼利夏M1888列装奥地利军队，并出口多个国家，同时也被多个国家仿制，其中就包括大清帝国。1890年李鸿章就曾建议江南机器制造局根据曼利夏M1888和德国的委员会88型（Gewehr 88）枪进行仿制，后来做出了一款新枪名为“快利”。“快利”的两种原型都有结构上的缺陷，所以这款国造步枪的寿命并不长，北洋新军编练成军后，在袁世凯的推动下，部队主要装备了进口的曼利夏M1888，这张照片也正是训练中的新军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