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载涛在克虏伯工厂

最早看到1910年贝勒载涛率队往日、欧洲各国、美考察陆军的影像资料是他们在奥匈帝国的两张合影及载涛、李经迈、良弼、田翰章、哈汉章、刘恩源的签名橱柜照,后来又陆续看到考察团一行在日本(于大清国驻日本领事馆内)、美国、法国和俄罗斯的照片,渐渐从图像上补全清末这次重要但没什么实效的军事考察。以上提到的照片我都曾在博客上陆续整理发出,11月10日又看到一本载涛一行在德国克虏伯工厂考察的照片,是克虏伯公司制作并送给考察团成员的礼物,内有照片14张(银盐纸基,并非持有人之前宣称的蛋白纸基)。关于这次考察的背景在我之前的博文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也有很多学者写过文章,不再赘述,对我来说放在这里算是又收集到一片那次考察的拼图,有义务汇集整理。更重要的是这本相册里的一张合影标示了几位中国人的名字,这对以后找寻、辨认他们的其它照片很有帮助。

相册封面

载涛一行抵达克虏伯的试炮场

载涛与厂方“谈笑风生”

当时克虏伯的火炮可以达到如此高的仰角

4匹马牵引的火炮

准备试射,大家都在捂耳朵

试射一枚

看来真的很响

最后的合影

合影局部,我标示了人名

前几篇博文的地址:

清末一次鲜为人知的军事考察,原文发表在第67期《老照片》
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112.html

考察团在法国
http://jiuyingzhi.com/historyresearch/3202.html

考察团在俄国
http://jiuyingzhi.com/historyresearch/3211.html

 

天水南郭寺塔

去深圳参加《老照片》发行二十周年的活动,又和民族摄影出版社的殷德俭社长相遇。聊天时我提到最近在连载的“清末西部影像记”,热情的殷社推荐给我他们社出版的一本书,《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回京后立刻下单,给力的京东当天就送到了。翻阅之后,顿感相见恨晚,2004年的书我2017年才看……

马达汉(Carl Gustaf Emil Mannerheim, 1867-1951)出生在沙俄的藩属芬兰大公国,也就是现在的芬兰,毕业于沙俄的皇家骑兵学校,曾担任沙皇的宫廷侍卫和御马官,1905年作为皇家近卫骑兵团的中校军官来到中国参与了日俄战争,战败回到俄国后不久,便接到俄军总参谋部的命令前往中国西部探察中央政府在西北边陲,即新疆、甘肃等省的影响力和当地官员对新政的态度。马达汉在途中以俄属芬兰男爵和探险家的身份隐藏了此次探察行动的政治和军事目的。从1906年7月6日出发,到1908年10月从哈尔滨乘火车回圣彼得堡,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带着队伍骑马进入新疆,从喀什到伊宁到乌鲁木齐,再从古城经哈密进入甘肃,去了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兰州、天水,然后进入陕西境,从陕西到河南到山西到北京,再去东三省的沈阳、长春和哈尔滨。

因为家乡的原因,我特别关心天水的部分,他在1908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记述了天水的几处主要景点:伏羲庙、玉泉观和南山寺(今南郭寺),摘录如下:

在西关有一座庙,叫伏羲庙,据中国人的说法,这座庙建于古时候洪水时期的夏代。现在的庙宇,在几棵巨大的柏树荫蔽下,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古老。在许多石碑的铭文中也只不过追溯到明代,并没有更古老的年代。庙堂里空空荡荡的,中间坐着三尊不同大小的伏羲像:一个很大,第二个较小,第三个更小。他的服装很特别,像鱼鳞状的。在佛像前面,有围栏围着的两面墙壁上,一面画着一个磨盘,伏羲氏在教老百姓磨面,另一边是伏羲氏的一匹刚出水的火红马。最初的意图是把马绘成一个露出水面的鱼头。

北关,更确切地说,在城郊边缘高起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座寺庙叫玉泉观。听说,观里有一把重700斤的剑,是属于一位英雄的。这位英雄死后被封为灵武官。另一座为老君建的庙里有一块唐代时期的石碑和四块宋代时期的石碑,都刻有碑文。

城南数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寺庙建筑群——南山庙,庙旁有一座因地震而倒塌了的宝塔遗迹,应该建于唐代时期。寺院里有两棵歪斜的粗大柏树,可能也是同一时期的。寺庙的大殿里有一尊涂漆泥塑大佛,裸露着肚子。奇怪的很,菩萨被塑成一个张嘴大笑的人,脸上带着一种无法形容地得意洋洋的表情。但四尊圆瞪着大眼、面目狰狞的人物,看上去没有一点儿得意洋洋地样子。这四尊佛像供奉在两壁佛台上,每人的左脚下踩着一只翻肚子躺着的蛤蟆或一个人,被踩的人当然更没有得意洋洋的表情了。在一侧殿里,有一尊大卧佛,但比我在甘州看到的卧佛要小很多。

其中伏羲庙内的壁画,所谓“磨盘”我觉得应该是伏羲发明的八卦(盘),被画成马的“鱼头”应该是河图,至于伏羲身上的衣服像“鱼鳞”,那实际上是树叶,真是佩服马达汉的脑洞。此外他描述南山寺里的塑像应该是第一进的弥勒佛和四大天王,那个“得意洋洋”的观点也好独特!不过吸引我的倒是南郭寺的残塔。

乾隆二十九年《直隶秦州新志》中的“州境全图”,下半部山上靠中间的位置即南山寺

关于南山寺,乾隆二十九年的《直隶秦州县志》里是这么说的:“南山寺在南山之曲,将及巅,背负幽林,前临耤水,亦胜地也。前殿有卧佛,后有古铜佛像三尊,当院有古柏,别院有清泉,杜诗所谓’老树空庭得,清渠一邑传’也,前有佛塔,亦古物。”小孩子对古迹一般都是没什么兴趣的,尽管南郭寺去过很多次,但我从没注意过那里曾经有座塔,更不知道这座塔什么时候建什么时候消失了。于是我查了些资料:据《法苑珠林》载,隋文帝于仁寿二年(602年)正月二十三日诏告恒州、兰州、秦州等五十三州于农历四月八日午时下舍利入函。“秦州重得舍利,函变玛瑙。”据南郭寺塔梁记载,前后经过十六年,至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八日终于完成南郭寺佛塔的建造。但,天水正好处在中国两条地震带交叉点的附近,因此历史上多地震,据统计,历史上天水曾遭受7级以上地震9次,每一次对城市破坏都很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南郭寺隋塔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据清顺治十五年《建南山寺二配殿卧石纪事碑》载:“是塔初建无可考,有宋重修铭石俱在,而石所不载者,传云有谶言重修落成之时,即征有崩陷,云后当遇地震而复坏。”说明宋以前这座隋塔就已经被震毁了,宋代重修,后来又震毁了。查清乾隆二十九年的《直隶秦州新志》,其中的舆图部分就画了南山寺,画里塔就是残的。到了1920年,天水再次遭遇地震,残塔再次受损,一心想通过发行货币(铸币)“搞活”天水经济的陇南镇守使孔繁锦看准机会,下令拆除了残塔,把塔砖用来盖铸币厂的烟囱了,从此,残了几百年的塔彻底消失了。

红框中即县志中南山寺的残塔

马达汉拍摄的南山寺残塔

网上曾经有一张流传的南山寺塔的照片,是1920年地震后,在天水开设照相馆的赵仰嵃听说残塔再次受损才去拍摄的,没想到拍完后不久塔就遭遇毒手。我一直以为这是此塔最早的照片,但在看了马达汉的西域考察日记后,我顺藤摸瓜,发现他也拍了一张残塔的照片,虽然不甚清楚,但把时间从1920年往前推至1908年,民国到晚清,也是不错的发现!

网上流传的那张赵仰嵃摄于1920年的南山寺残塔

马达汉拍摄的天水烟草作坊的工人

马达汉在天水拍摄的在屋顶晾晒烟叶的女性

清末西部影像记:伯德四川行

这个系列我原打算写到1911年为止,但其实越往后,就越没有按人头每人笼统写一篇的必要了。由于照相机技术的进步,到1900年前后那些前往西部旅行的业余摄影师拍得的照片已经有很好的品质和数量,很多保存完好、画质清晰的照片近年来经由网络和出版物进入人们的视野,随便搜一个名字就能出一大堆结果来。所以像1899到云南任职的方苏雅(Augste Francois)、1904年进拉萨的约翰·克劳德·怀特(John Claude White)、1903开始游遍中国的威廉·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就不用写了,前面长江的部分没写约翰·汤姆逊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些在1890年代以后沿着相对成熟的路线去西部考察和游览的外国人,比如1892-1894年走恰图克北京甘肃新疆一线的俄国地质学家奥勃鲁切夫、1893年在新疆拍摄了不少照片的英国探险家David Theophilus Hanbury,也不想写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那些不走寻常路的拍摄者,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拍到之前没有人拍摄过的景象。接下来的几篇文章我也不再预设主题,大概就是谁好写一点就先写谁,或者谁有有趣的内容就写谁,时间顺序上可能也会比较随意一点。

告别四字标题强迫症的第一篇先写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从伯德开始,包括后面会写到的一些摄影师,可能都已经有比较新的出版物,照片在网络上也很常见的。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写一写,起码前面十几篇小文和提到的几十个名字应该是铺垫出了一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语境,在这里我们不用罕见向往引起轰动之类的贩卖之词,照片里的内容并不是解读的重点。我们关注的是每一组人他们为何而来,往哪里去,他们在晚清的中国有何种经历,回去后对旅行的收获做了什么样的整理;我们尽量去寻找各种片断之间的关联,目标是把镜头前后的情景都还原出来。

伊莎贝拉·伯德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旅行家,她的身份与前面写过的大部分探险家都不相同,她没有官方背景,也不进行科学考察,她用来支付旅行花销的钱既不是拨款或资助,也不是继承来的财产,而是(至少大部分是)自己凭本事挣来的。伯德是一名真材实料的作家,她以写作为生,风格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专栏作家加旅游博主。她十几岁开始写作,二十五岁签下出版社,到四十多岁时成为知名的畅销书作家,在日不落帝国的疆域内都有粉丝。年轻的时候她在澳洲、夏威夷、北美这些地方游历,还去过日本并途经香港和广州,而她周游世界的起因,是为了调养多病的身体。1881年五十岁的时候,她与外科医生约翰·毕肖普结婚,五年后丈夫去世,她又开始旅行。1880年代末她的行迹主要在印度和中东,这期间的旅行和写作让她成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第一位女性会员;在印度,她用丈夫的遗产捐建了一家纪念医院。1894年她经北美来到日本开始她的第二次远东之旅,在日本入侵朝鲜的前夕她被迫匆忙离开仁川,辗转来到沈阳,行李和钱都还落在汉城。接下来她因为骨折在教会医院住了几个星期,然后经烟台、天津来到北京,这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作为妇孺她再次被要求撤离,她登上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船,休养一个月后又到了日本长崎。1895年初她回到朝鲜,短暂停留后她意识到之前被中断的半岛考察还是不能进行,于是就开始规划一个深入描写中国的旅行写作项目。她先来到香港,然后沿着海岸线一路北上,拜访各地的教会,观察他们的工作和影响,也顺带着游览了江南一带的名胜古迹;到下半年局势稳定后她终于还是去朝鲜半岛的东北部采写了素材,然后18961月她来到上海,开始准备前往四川的旅行。

伯德是1831年生,这时已经六十五岁了。她那一身维多利亚时代的裙装遮盖了她身上十足的现代女性特质,在我看来如果让她穿上二十世纪的简洁套装,各种违和感立马消失,我甚至可以脑补出她用类似朱迪·丹奇的神态和语气指挥旅途中的随从和仆役。她在上海雇了一名翻译,是一个英语很好长得也很帅的小伙子,还买了一顶滑竿带上(只是椅子部分)。在这唯一一名随从的陪同下她从上海乘轮船到宜昌,雇了一条状况并不怎么理想的木船,130日从宜昌出发进三峡。与前面写过的立德夫人一样,她的船也刚好在春节期间路过夔州府,船工们去过年,她也上岸感受了一下节日的气氛。219日船行至万县,从这里开始她改走陆路,她在万县停留了几天,然后从伕行雇了三名轿夫、四个仆役去保宁府(阆中),一路还算轻松愉快,没有太多不便。311日左右到达保宁府,又停留一个星期,经苍溪、梓潼、绵阳、绵竹、灌县,4月初到达成都。接下来她选择了一条当时还只有传教士走过的路线考察川西:从灌县出发,沿岷江河谷到汶川,然后往西经理县、米亚罗至接近马尔康的梭磨,因为据说那里是一个女性主事的氏族社会(应该是指康区部分地区的共妻制)。她原本计划在川西走一条环线,经金川至打箭炉,然后走雅安、乐山的传统线路回到长江上,但是这时已经是5月,汛期即将到来,所以在访问完梭磨之后她原路返回成都,雇船迅速东行,在乐山、泸州、重庆稍作停留后,6月初到宜昌,月底回到上海。

伯德从中国带回了约1200张底片,内容覆盖了她到过的所有地方。这位六十一岁才开始学摄影的洋老太带着16磅重的相机、数量充足的底片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一个城市,策划了一次不算艰难但也能获得新鲜内容的西部之行,从容不迫地拍摄她想要保留的各种景致——这么看来她应该是这一时期来西部拍照的人里面最接近专业摄影师的一位了,并且她拍照确实也是出于事业上的需要,她是一名作家,想用自己实地拍摄的照片来丰富书的内容。不过促使她拿起照相机、行至偏远乃至荒芜之地的动因始终还是写作,旅行和探险是她写作事业的一部分,这一点与照相机相对普及之后才有的那种因仰慕名山大川而前去游览拍摄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一路下来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不畏艰险不吝花销跑来西部的外国人,都有明确的目的,或是勘探地形,或是科学考察,做生意当然也算;除此之外还有数量众多的传教士,只不过他们大部分都不玩相机,所以在前面已发布的文章里很少提到他们。伯德的写作计划就是她的目的,所以她才会在甲午战争结束后重返朝鲜,然后一边旅行一边整理她关于朝鲜的那本书。她的西部之行也包含了一个她前一年专门在做的项目:访问各地的教会,尤其是中国内地会在长江各口岸以及四川的组织和机构,她从万县到成都这一段陆上路线的选择就是跟着中国内地会的几个主要站点在走。虽然在她的书里没有提及,但我猜测1895年的成都教案可能是她决定前往四川的原因之一,她想向读者、听众和捐赠者介绍教会在中国各地开展的情况,而四川刚好是清末教案发生最频繁的地区,在她前往成都这一路上,很多传教士的处境都很糟糕,伯德希望能把她的观察带回欧洲,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这时的身份已经是一名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了。

在摄影方面伯德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所以虽然起步晚了点却取得了很不错的成就,从中国回去后,1897年她成为英国皇家摄影学会的会员。她是约翰·汤姆逊的粉丝,比她小六岁的汤姆逊当时是皇家地理学会的摄影指导,在学会的一份刊物《旅行者指南》(Hints to Travellers)上撰写摄影教程类的文章,包括最适合旅行者的器材推荐和技术详解。伯德按照汤姆逊的推荐购买照相设备,学习并很好地掌握了洗印技术,在中国期间如果路过汤姆逊拍过的场景,她也找相似的机位拍一张。她在书中写下的跟拍照有关的小段落比前面提到的作者都要多,而且看起来她拍照的过程普遍都很顺利,围观自然是少不了的,但基本上没有遇到过攻击性的行为。在苍溪县的一个小村子里她想给一户农民家的石磨拍照,对方很配合地让拉磨的牛停在合适的地方,还主动带她去拍另外一个磨;途中给她抬滑杆和行李的挑夫也慢慢地对拍照产生了兴趣,有时候还会指出一些他们觉得适合拍摄的景致。当然拍人像还是稍微困难一点,马尔康县境内的嘉戎藏族女子被她形容为极其美丽,她有两次都已经成功地把几个姑娘请到照相机前,但当她低头准备操作相机的时候,姑娘们咯咯笑着跑掉了。

新滩,岸上的小镇

纤夫的居所

夔州府

万县附近的民居

川东北某城镇(仪陇-阆中附近)

保宁府

途中的小旅店

灌县(都江堰),二王庙内景

灌县至汶川途中的桥

梭磨,土司的堡垒

返回时在岷江上乘坐的“乌棒船”

从万县到梭磨的大致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四)

19世纪末尝试进入藏区的西方人,肯定都是把前往拉萨当作终极目标的,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愿望有多强烈,每组人还是有不同,从他们跟藏人谈判时候的强硬程度和改道之前滞留的时间就能大概比较出来。前面写过的鲍尔和柔克义,在被要求离开的时候都坚持绝不原路返回,当藏人表示愿意提供物资和向导带他们往北、东方向去四川,两人都在几天之内就动身了;柔克义1889年第一次尝试进藏的时候,在玉树甚至都没有跟当地官方有正式的交涉,听了旁人几句劝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再前面一篇的亨利王子和邦瓦洛特,虽然滞留的时间长一点但双方相处还挺愉快的。但是在西方人尝试进藏的过程中也不乏暴力冲突,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就曾在藏北枪杀藏民,1895年从新疆入藏的英国人利特戴尔(George Littledale)也多次与藏人持枪对峙。利特戴尔最终走到距离拉萨约48英里的念青唐古拉山南麓,因同行的妻子生病才放弃继续前行的打算;比他早一年多,1893年底,法国探险家吕推和李默德在纳木错东岸被拦下,僵持一个多月后改道青海。几个月后这两个法国人考察完三江源地区行至玉树,在通天河边的Tumbumdo(今玉树县仲达乡)附近因马匹失窃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吕推中枪身亡。这两组人都是进藏的外国人中态度强硬的类型,他们的路线有一大段重合,能找到的照片也都不是很理想,所以就放到一起来写。

先说这组法国人。领队的吕推(Jules-Léon Dutreuil de Rhins1846-1894)是一名地理学家、探险家,18916月带领一个由法国政府资助的科学考察队到达新疆,李默德(Fernand Grenard1866-1942)是他的助手。1891年下半年他们主要在和田一带考察地理和维吾尔族文化,1892年先探索了克里雅河的源头,然后去了一趟列城,1893年回到于田后,就开始为进藏做准备。93日他们离开且末,沿车尔臣河往南,翻越托库孜达坂和昆仑山,在高原上走了两个月,121日到达纳木错岸边。在这里他们不出意外地受到藏人的阻拦,吕推自然也是拒不回头,坚持要去拉萨并打算在拉萨休整一个月之后继续南行去英属印度——这两条中的任何一条在他之前以及之后的十年里都没人实现过。藏人头领和驻藏官员也还是一样的态度:一开始要求原路返回,然后做出让步表示只要你愿意离开,我们提供一切协助,到最后出藏的线路也是可以商量的。吕推他们这时食物已经严重短缺,却还是寄希望于藏人能为他开一个近五十年都没开过的先例,因为他们只是一个科学考察队,没有政治和宗教目的。但藏人并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表示是的你们是朋友,但律法如此以及你们也懂的,这是别人家,主人让你走你就得走。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最终吕推他们耗不过坐在自家门口谈个三五年也没有损失的本地人,答应北上去西宁,并争取到了经那曲的大路,这样就不用像鲍尔和柔克义那样再一次穿越无人区了。1894120日考察队启程离开,3月中旬过唐古拉山后,吕推决定走经玉树的东线去西宁,经扎曲河谷,522日到达结古镇(今玉树市)。他们在这里休整了十几天,当地的一个通事蒲老爷给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蒲老爷跟柔克义也打过交道,还陪柔克义走过一段。61日他们离开结古镇北上,3日行至今仲达乡境内,因下雨,欲找一处房舍过夜,结果全村关门闭户都不愿接待他们。吕推强行敲开一户人家的门,付了两个卢比过了一夜,但第二天天气还是不好,就决定多停留一天,然后这天晚上他们有两匹马被人牵走了。他们察看足迹后认定是藏人干的,然后商议出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去藏人那里抢两匹马回来,或者按李默德记述,至少先扣住藏人两匹马,然后等官方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蒲老爷早就跟他们说过这里有很多小村寨不受官方辖制,根本不理会外国人自持的任何特权,所以结果就是,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对峙中双方都开了枪,吕推腹部中弹身亡(后来得知被匪人找到时还有气息,官方报告为被番屯枪伤,捆投通天河淹毙),其余人被赶出村子的边界,落下的牲畜和物品包括全部的考察资料,后来由地方官员帮他们找回来了。

这一事件没有演化为严重的外交事件,事后四名歹徒被擒,为首的斩首示众。李默德经西宁至北京,返回欧洲后根据这几年的考察所得编写了《亚洲高地科考记》(Mission Scientifique dans la Haute Asie 1890-18951898),排除鲁莽行事造成悲剧的个人行为因素,从专业上来说这两人都是很有成就的探险家,他们带回去的不止是地理方面的大量实测数据,还详细地描述了疆、蒙、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他们拍摄的照片数量应该不小,前述考察报告的第一卷最后附有大量图版,正文中也穿插着很多明显是由照片绘制的插图,不过照片的内容主要是新疆和田,跟藏族有关的照片都拍摄于拉达克。

接下来说说英国人利特戴尔。利特戴尔简单描述一下就是超有钱的贵族+满世界采集动物标本的猎人,他做了一件之前所有进藏的西方人都没有做到的事:组织了一支由250头牲畜组成的庞大驼运队伍,装载了多达25000磅(约11吨)的生活物资,所以最后在与藏人交涉的过程中,藏人就没法以物资供给为条件来挟制他了。他入藏的路线与吕推基本相同,1895412日从且末出发,在木孜塔格附近过昆仑山进入高原无人区。626日他们在嘎措附近第一次见到牧民,为了不被发现便改在夜间行进,之后也一路小心躲避,一直到过了扎加藏布江,在一个很窄的山谷里,才终于跟藏人正面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外国人都会停下来,等待出来一个头领协商安排,但利特戴尔没有,他们甚至专门为这种情况准备了一份粮草,把牲畜喂得饱饱的,一路全速前进,藏人就只好在附近不紧不慢地跟着。有藏人上来拽他的缰绳,他掏枪将之吓退,后来又有七八个人带着枪上来警告,他们也举枪对峙。就这样一直翻过念青唐古拉山,拉萨就在前方两天路程的地方,他们这种强行闯关的方式终于到头了——藏人派出了一支五百人的队伍前来拦截他们,至此他们也是这一时期进藏的西方人中最靠近拉萨的一拨。接下来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一根筋讨人嫌的谈判过程:我们要拜访XX”“XX的命令是让你们马上离开我们想去拉萨呆几天然后走锡金那条路回印度那是不可能的。其间相互还有一些语言上的威胁,而且利特戴尔明明知道由于锡金成为英国的被保护国,经锡金至印度大吉岭的通路已经关闭了。利特戴尔一行这时还有几个月的食物储备,他们原本打算耗到秋天,等到开始降雪后背后的山口无法通行,藏人就没法让他们原路回去了。但是到8月里,利特戴尔的夫人(大概是第二个到达西藏的白人女性)病倒了,他们只好放弃去拉萨的打算。原路回去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藏人也坚决不允许他们往南再走一步,最后他们得到最短的路线,是回到纳木错以北,走尼玛、改则、日土这条线去拉达克。他们又买了50匹马、三个月的食物,829日动身,112日到达列城。

这次进藏是利特戴尔的第二次中国之行,18931月他跟妻子一起从英国出发,经俄罗斯到达喀什噶尔,然后一路向东横穿新疆、甘肃、内蒙,9月底到达北京。这两次旅行有都拍摄照片,但能看到的数量不多,画质也很感人,因为他并不是考察著书那一类型的探险家,每次回来只是在皇家地理学会会刊上发表一篇短文而已。他去过很多地方,北美、西伯利亚、帕米尔高原、中国西北,主要目标是打猎、采集动物标本,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有他提供的很多藏品。

吕推/李默德,和田街头

吕推/李默德,和田男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女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女子

吕推/李默德,和田

吕推/李默德,和田

吕推/李默德,藏族妇女和孩童(Rou-tog地区)

吕推/李默德,藏族女子(拉达克)

吕推/李默德,藏族男子和他的女儿(拉达克,Tangtse)

利特戴尔,黄河上的水车(1893)

利特戴尔,西宁附近的一座桥(1893)

利特戴尔,两名向导(1893)

利特戴尔,青海湖与西宁之间的牦牛驼队(1893)

利特戴尔,色林错附近(1895)

利特戴尔,一群藏民(色林错附近,1895)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三)

1891年我们这个列表里终于出现了一个美国人。前文提到的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54-1914),先前是美国公使馆秘书,18881892年间他有两次西部之行,目标都是西藏,但第一次在青海境内就改道往四川去了。在西藏这一题目上他这时的身份并不是外交官,而是藏学学者。他对西藏的兴趣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了,1870年代初他住在法国,跟东方学家Léon Feer学习了一段时间,然后进入法国圣西尔特别军事学校学习藏语。法国人在藏学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也比较全面,这其中传教士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除了前面提到的1846年进入拉萨的HucGabet1847年罗勒努(Charles René Renou)来到打箭炉开始学习藏语,随后不断有法国传教士被派到这一区域。在传教士们对藏语的掌握和实地收集到的各种资料的基础上,法国国内学者对西藏的研究也更加深入。柔克义的老师Léon Feer师从福科 (Philippe-Edouard Foucaux),后者是欧洲第一位藏语教师,而在1870年代美国跟西藏还没什么交集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藏语的柔克义,就成为了美国第一个懂藏语的人。

1884年柔克义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获得了一个职位,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或与人合作了几部藏文法文的译作,还花了几年来学习梵文和汉语。来到北京后,他又跟一个藏族喇嘛学了四年藏语并继续学习中文,然后到1888年,他的中文和藏语都能说得很好了,就开始执行他期待已久的藏区考察计划。史密森尼学会向他提供了一份津贴,用于购置设备和仪器,不过他本身也是相当有钱的,为了这次藏区之行,公使馆的工作也辞掉了。18881217日,他穿着中式服装,带着简单的行李,在一个中国随从的陪同下从北京出发前往西宁。他的计划是像中国人一样旅行,一路坐大车、住旅店,经保定、太原、临汾、潼关、西安、平凉、兰州,188929日到达西宁。在离西宁不远的鲁沙尔(湟中)有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的塔尔寺,这里有他几个熟人,他在这里呆到2月底,然后绕到青海湖的北岸和西岸考察了一圈,继续南行到达玉树。这里离昌都只有十天的路程,柔克义原计划就是去那里,几年前他在北京认识了一个昌都过去的喇嘛, 对方很诚挚地邀请过他。但是现在玉树地方上不让他通过,权衡之下,他转向东南,走官道到达打箭炉,在这里遇到了第一次来川西的A·E·普拉特,然后710日从打箭炉出发,820日到达上海。

柔克义这第一次西部之行有没有带照相机不好确定。一方面,在他1891年出版的The Land of the Lamas里面有很多配图,一些看起来确实是以照片为蓝本绘制的;但是在书里他没有提到跟拍照有关的事,也特别强调这一趟不带贵重累赘的物品(各种测量工具不在此列)。另有一条线索是,他到打箭炉的时间是1889624日,比A·E·普拉特早十天,如果他也带着照相机,普拉特就不会从传教士那里得到这是照相机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信息了。这个疑案暂且放到一边,反正在他1891-1892年第二次藏区之行的日记里,是明明白白地有我的柯达如何如何的文字的。

柔克义的第二次西部之行始于1891121日,每次都选在冬天出行,是为了能在第二年秋天之前通过那些高海拔的山口。这一次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归化(呼和浩特)、定远营(巴彦浩特)、银川、兰州,210日到达西宁。跟上次一样他又在西宁和鲁沙尔停留了一段时间,雇人、买骡马、等汇票换成银钱,这期间还到西宁东南的撒拉族聚居地考察了一番。准备周全之后,314日一行人离开西宁,从青海湖南面的沙珠玉河谷一路往西翻山到达都兰附近,这里就进入柴达木盆地了。然后沿着现在109国道差不多的线路一直走到格尔木,往南进入格尔木河、奈齐河谷,翻越唐格乌拉山后朝西南方向行进,穿过大片无人区,跨过长江源头的几条河流,经乌兰乌拉山、其布张错,过唐古拉山,往东南方向到达扎加藏布江岸边。渡河后他们就见到了牧民的帐蓬,两天后,78日,他们看见一个大湖,南北约两到三英里,东西约八英里,柔克义说他被告知这个湖叫Namru ts’o,看位置应该是安多县强玛镇附近的兹格塘错,这里距离拉萨还有三四百公里的路程,比大半年前鲍尔被拦下的地方还远一些。

就是在这里柔克义也遇到了前来阻拦的藏人头领。其实他这一趟本来也没打算去拉萨,因为前面的失败案例实在太多了。他原本的计划是找一条路去日喀则,那里离南边的英国属地已经不远,而且有很成熟的通路,所以按他的想像,再有几个星期这趟旅行就可以结束了。渡过扎加藏布江后他本来已经找到一个藏人愿意带他去日喀则,但是头领们不许他往南再走一步,他必须退回到扎加藏布江以北,否则就不卖给他食物和马匹——这在那个时代那种地方是很要命的。至于后面是掉头回青海还是往东经昌都去四川,头领们并不在意,所以商议了几天之后,柔克义选择了东线,然后也是沿着唐古拉山南麓一路往东,到索县附近就跟前面鲍尔的路线重合了,又不紧不慢地走了将近两个月,102日到达打箭炉。

与前面那些科学或军队背景的探险家相比,柔克义这两趟旅行在博物学方面涉足不多,他一路上更偏重于地理和人文观察,记录经济、文化、民俗、语言,收集了几百件青藏高原地区的日用物品(也顺手收获了一种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植物,Gentiana rockhillii 钻叶龙胆)。语言可以说是他拥有的最出众的技能,在每一个有人地方,都有跟当地人的互动,甚至方言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一路上他接触过的中国人很多都有名有姓,这在19世纪外国人的游记里是很少见的,多数人旅途中的同伴都只是我的翻译或者“my boy”而已。他拍的照片数量不少,1895年下半年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在介绍他这组照片的时候说有121张,不过现在能看到的都是收录在他自己书里的部分(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 1894)。照片里的一些地方跟现在并没有太大分别,比如大部分的自然风光、西宁白马寺;也有地名尚在但实物已不存的地点,比如雅江县的八角楼。

在这两次西部之行后柔克义还是回归政界,先后担任助理国务卿,驻希腊、罗马利亚、土耳其等国大使,1905-1909年任驻华大使。

西宁白马寺

湟中某寺院(Hsi Kung Miao)

青海海西州香加乡附近,蒙古族妇女

香加附近,蒙古族男子

青海海西州巴隆,蒙古族男子

扎加藏布江附近,一个藏族人

安多附近,妇女头饰

类乌奇

类乌奇与昌都之间,紫曲上的桥

(亨利王子一行也拍过这座桥)

察雅

巴塘,一间寺院

理塘,一个村子

雅江,八角楼

从北京到打箭炉的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二)

1891-1892年有两组人分别从西、北两个方向上进入西藏,他们有不少共同点,比如都考察了大片的无人区,都是离拉萨老远就被劝离,都从那曲北边绕过、花了两个月左右经昌都到巴塘,再沿外国人探索扬子江的常规路线回到上海。他们也都携带了照相机,并且根据他们各自书中的记述,他们使用的应该都是1888年开始推出的柯达相机(the Kodak)。这一划时代的产品可以称作史上第一代傻瓜相机,它的尺寸已经缩减到单手可以握持的大小,使用胶卷,操作简单,使用者也无需掌握洗印技术,预装的底片拍完后,只要把相机寄回给柯达公司,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他们来做了。这系列的相机在当时的售价从2550美元不等,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中高级单反的价格,虽然拍出来的照片画质远比不上玻璃底板精细,但对于一般的旅行者来说是很好的选择,毕竟出门在外,便携性是很重要的。

在这两个带着新款柯达走西藏的外国人里面,稍早一点的是来自英属印度第17孟加拉骑兵团的鲍尔上尉(Capt. Hamilton Bower)。鲍尔这时是一名情报官,18891890年他去了一趟新疆,回来后就开始筹划一次横穿藏北无人区的探险之旅。英属印度殖民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并给予了资金和人员上的支持,于是鲍尔的这支探险队里照例有一名医务官、一名测量员、一名绘图员,目标就是探索这一片地图上的空白区域。鲍尔189144日从印度北部城市西姆拉出发,在斯利那加跟队员汇合后,61日到达列城。这里跟新疆和西藏自古有商贸往来,他们沿着去新疆于田的路线走到接近克里雅山口的地方,往东进入藏北高原。几天后向导开始说不上地名,又走了几天,在阿鲁错附近遇到几个牧民,对方答应担任向导带他们往东走十天,不过五天之后,723日一大早,探险队就发现他们的新向导已经连夜消失了。从这时一直到822日,除了自己一行十余人之外他们没见到一个人影,再看见牧民的帐篷的时候,已经到了现在那曲地区的尼玛县境内。游牧的藏民普遍都愿意跟他们派出去的拉达克随从交易,卖给他们羊、糌粑、酥油,但是都不愿意带路,而且会很警觉地到他们的营地来查看有没有欧洲人,所以他们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93日,在达则错附近,前来商议的藏族头领提出一个临时性的路线安排,他们将在藏人的陪同下继续往东走三天,然后停留十五天以等待拉萨的决定。鲍尔他们就跟随藏人来到巴林错的东南角上扎营,这里距离拉萨还有两百多公里。到9月底,藏人还是坚持不让他们往前走,他们可以得到足够的物资补给、几个向导,条件是先原路回撤八天的路程,再从北边绕到连接昌都方向的大路上,而且也不能去那曲。鲍尔答应了这个协议,于是他们再一次进入无人区,沿着唐古拉山南麓,经过安多、夏曲,121日到达索县,到这里就跟前篇亨利王子一行的路线大体一致了,然后经昌都、芒康、巴塘、理塘、打箭炉,33日到达雅安,329日到达上海。

1894年鲍尔出版了这一次横穿西藏的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Across Tibet,书中有一些照片,也有由照片复制的绘画和手绘图。如果把前两类图片都算作照相机的产出物,可以看出拍照的活动都发生在旅程的前半段,过了巴塘就没有照片了。这里当然有几种可能:a. 有照片但书中没有收录;b. 巴塘以东已经有很多欧洲人到访,没有拍照的必要;c. 底片用完了。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个人觉得c的可能性比较大),至少鲍尔这一队人都不算摄影爱好者应该是没错的,除了远远地拍了一张索县赞丹寺全景,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说道的内容了。此外鲍尔在书的前言里说比他稍晚一点探访西藏的柔克义(W. Woodville Rockhill)给他提供了图片,书中并没有标明是哪一张或哪几张,两人的路线在那曲以东的地方开始重叠,但两人的书里并没有相同的照片,只有两把水壶的手绘图与柔克义从藏区带回的收藏品很接近,所以鲍尔从柔克义那里借用的可能就是这一类器物的图片。

与书中画质欠佳内容也比较乏味的照片相比,鲍尔的文字叙述包含了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他写下了这样一支探险队出发前要携带哪些仪器,什么样的牲畜才经受得住高寒高海拔的长途跋涉。找到一个管用的向导大概是最困难的事,有的是打了包票走到半道就不认识路,有的已经谈好价钱但是隔天就被头领阻止,更别提还有那种悄然夜遁的。不过鲍尔这一组人的专业水准很不错,他们有时候会找不到路,不知道哪里才有牲畜可以饮用的淡水湖和泉眼,但是他们的方向一直很准确,途中对动植物的观察和识别也很用心。鲍尔后来一直在军中服役,1910年代官至少将并受封爵士,庚子前后他在中国呆了几年,先是在威海卫中国人团,参加过庚子年间攻打天津和北京的战斗,后来是北京英国公使馆卫队的指挥官。

班公湖

几个藏民

帐篷外围观的人群

西藏盘羊

舞蹈

索县赞丹寺

从班公湖到巴塘的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前方拉萨(一)

普拉特的书虽然名叫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但实际上他只到达了藏区的边缘,他甚至都没有走到巴塘,也就是前面几组来到打箭炉又继续往前走的西方人——古柏、吉尔、匈牙利伯爵Béla Széchenyi等人被迫改道或折返的地方。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藏都保持着一种西人勿近的姿态,自1846年法国传教士Évariste Régis HucJoseph Gabet不到一个月的短暂停留之后,直到1904年再没有西方人踏足拉萨。所有从四川方向上过去的外国人都会在巴塘被拦下,从青海、新疆或南边英国属地进入藏区的几组人在穿过人烟稀少的高原地区后,走到离拉萨不远的地方就会被发现并驱离。所以现在能看到的跟西藏有关较早的照片基本上属于两种来源,一是藏人在英属印度那边的照相馆里拍摄的人像,二是1904年英国人武力入侵西藏期间John Claude White的作品。但其实1904年之前进入藏区的探险家也有不少带着照相机,只不过照片或底片的实物去向不明或未见公开,游记或报告里的插图画质又很差,因而在以照片或影像本身为讨论对象的情景里常常就被忽略了。不过在本文这个题目里图像的质量可以不予考虑,只要能证明有照片存在过就行。

最早一组带着照相机进入青藏高原地区的人很可能是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的队伍。普热瓦尔斯基在中国西部的四次考察中,第一次(1870-1874)、第四次(1883-1885)都到达了青海南部的高原地区,第三次(1879-1880)最远走到拉萨北边270公里的那曲附近。1889年出版的第四次考察的报告中包含一些由照片转制的插图,其中一张是德曲的河口,位于现青海省玉树地区称多县境内。这一片地区现在被称做三江源,北边的黄河源头和中间的通天河流域一直是普热瓦尔斯基考察的重点,他一、三、四次的考察都到过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不过德曲这张照片是书中唯一一张拍摄于青藏高原地区的照片,时间大约是18846月上旬,余下的就是1885年在新疆拍摄的照片,内容主要是罗布泊(喀拉库顺)和民丰(尼雅绿洲)附近的居民。

继普热瓦尔斯基之后,下一组带着照相机进入藏区的外国人应该是1889-1890年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Gabriel Bonvalot)和亨利王子(Prince Henri d’Orléans)的考察队。一般资料里提到这支考察队的时候都将之归于亨利王子名下,但实际上在这个二人组里邦瓦洛特是更有经验的探险家,他从1880年代早期就开始研究中亚,1886-1887年在帕米尔高原一带考察;时年22岁的亨利王子此前只有两次在孟加拉和尼泊尔的狩猎旅行。亨利王子的父亲,1830-1848年在位的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之孙罗伯特亲王资助了这次跨越欧亚大陆的旅行。他们18897月从巴黎出发,经莫斯科、伏尔加河、卡马河、乌拉尔山、鄂木斯克,进入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在塞米伊补充了接下来可能再买不到的欧洲产品后,往南到达扎尔肯特,这里距离新疆伊宁只有大约100公里了。96日他们到达伊宁,在这里遇到了比利时神父De’Deken,后者正打算回欧洲,得知他们的计划后,就决定跟他们一起南下走海路返回。神父中文很流利,随行还有一个中国仆人,此外他们找的翻译曾经为普热瓦尔斯基工作过,所以这支队伍接下来的路线十分明确,他们几乎没有走任何弯路,离开伊宁后,经库尔勒、若羌,翻越阿尔金山之后,就直奔西藏而去了。

亨利王子一行选择的进藏路线稍微有点不寻常。他们翻过阿尔金山之后,基本上就到了青海境内,一般从青海这边去拉萨,为主的路线是进入柴达木盆地走到格尔木,然后沿着跟现在109国道以及青藏铁路差不多一致的路线往西南方向行进,这也是之前普热瓦尔斯基走过的路线。亨利王子一行没有这样走,他们过了阿尔金山就直接往南了,这条路线确实很直,但是很不好走,中间要穿过可可西里的荒原,从海拔5000多米的山口翻越唐古拉山,然后经过湖区到达之前普热瓦尔斯基被迫止步的那曲附近。他们18891120日左右离开通往格尔木的大路,1890213日到达距拉萨已经不远的纳木错,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走完了这段直线距离大约800公里的路程。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收集到一些青藏高原上特有的动物标本,但是这一路线的选择和如此慢的行程很可能不是出于科学考察的需要,而是为了避开汉藏官民的视线。如前所述,当时藏人在西藏境内发现西方人一定会将之驱逐,那些从上海或北京过来的外国人能一路走到巴塘,手上至少也是有一张清政府颁发的护照,上面写明此人到内地旅行的目的,要求大清各处地方文武员弁验照放行等等,而这个东西,据邦瓦洛特在书里说,他们是没有的。

215日他们在当雄附近的山上被官方拦下,这里距离拉萨只有60公里了。接下来就是询问和协商的过程。几乎所有被拦下的外国人都表示无论如何都不回头,有些靠搬弄强权,有些靠卖惨,亨利王子这一行人比较偏后者。他们跟喇嘛和驻藏官员说宁死也不原路返回,因为前面走过的这段路实在是糟糕透顶,几个月下来全员又病又乏,用来驮运的牲畜大量折损,还死了两个仆人。他们现在的诉求只是去巴塘,计划经云南到越南然后回国。在反复确认了他们真的既不是俄国人也不是英国人之后,到318日,他们终于得到了需要的物资补给,获准继续前行去巴塘。在滞留当雄的一个多月里当地的喇嘛和驻藏官员对他们都很友好,因为当时西藏地方上严防的主要是英国人和俄国人。按照邦瓦洛特的说法,当地官员这时已经知道彼夫佐夫接替1888年去世的普热瓦尔斯基,带了一支三十人的考察队在西部地区活动,如果被拦下的是彼夫佐夫,地方上的反应将是拘禁,因为1879年普热瓦尔斯基进藏的途中曾与藏民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几十人。除了坚决不接受原路返回的提议,其他场合下考察队跟当地官民相处也都挺愉快的,他们在这期间拍了不少照片,还给前来与他们沟通的一队官员拍了合影。

67日他们到达巴塘,走的是经那曲、索县到昌都的北线,然后616日到达理塘,24日到达打箭炉。他们在打箭炉逗留期间,前文介绍过的英国博物学家A·E·普拉特正好在打箭炉一带采集昆虫,亨利王子便将自己沿途采集到的植物标本交给普拉特,托他带到上海再转运回国。在打箭炉的旅店里他们还遭遇了盗贼,据普拉特的记述,损失了大约三百两银子的财物。由于他们没有护照,地方官员对此不用担责也就不怎么上心,财物自然是没有追回来了。716日左右一行人启程南下,经富林(汉源)、宁远(西昌)、昆明、蒙自、老街,923日到达越南河内。此时越南已经是法属印度支那的一部分,河内所在的越南北部地区在法语中的名称是Tonkin,因而考察队返回欧洲后,邦瓦洛特于1892年出版的游记就名为De Paris au Tonkin à Travers le Tibet Inconnu,书中配图相当多,大部分都是由照片转制的版画。

1895年亨利王子组织了第二次亚洲考察,这一次中国境内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云南,他们从越南进,缅甸出,最后到达印度阿萨姆邦的萨地亚,途经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未经探索的区域,除了收集到大量动植物标本,地理上的一项成就是确定了伊洛瓦底江的源头。

若羌到茫崖之间的一个峡谷

喇嘛们

地方官员的合影

向导

他们雇的赶牦牛的人

索县景观

藏族妇女和孩童

索县赞丹寺

类乌奇附近的民居

昌都附近的桥

巴塘妇女

 

行程地图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三)

19世纪到20世纪前三四十年西方人在中国的生物采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一些早一点的论述,在梳理这一时期外国考察队或个人在中国进行的与博物学相关的活动的时候,通常都循着鸦片战争后国门打开——外国势力从多个方向进入——动植物资源为外国人掌握的叙事逻辑。如果单是把自己当作被采集一方来看,事情的经过确实如此,这相当于自家后花园被外人随意出入,采花捕兽掳珍禽,换了谁都不高兴的。但是这样的视角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所以在一些更全面的著述和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乎每一批标本都有明确的去向,植物学家、动物学家们基于收集来的资料撰写了大量的专著,这些研究成果合并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生物资料网络,并且很多标本或移栽到国外的活体至今还在研究中使用。更新一些的观点,则把原先被置于基础层面的采集活动放到一个能有所延伸的视点上,去探讨那些在以科学菁英为中心的结构里处于远端的实地采集者在科学事业和文化传递中的功能。这些新的语境帮助勾画出一幅更加完整的近代博物学活动的背景,促使那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博物学家、传教士、公职人员翻山越岭搜寻记录的,有帝国和贸易扩张的野心,也有完善现代知识体系的科学精神;个人的荣耀也是一种巨大的激励,试想一趟考察也许能发现几十个新种,某一种也许会以你的名字命名,皇家学会的刊物里有专文介绍你的成就,有时候还有真金白银或爵位的奖励——那是一个博物学拥有无上荣光的时代,每一个投入其中的人都有收获桂冠的机会,于是那些够学识又够胆量的人就纷纷出动了。

有很多文章介绍和罗列那一时期在中国进行动植物采集的外国人,这个名单里有一些就是带了照相机的,把他们筛选出来并没有什么难度。英国博物学家安特卫普·普拉特(Antwerp Edgar Pratt1852-1924),多数地方写做A·E·普拉特,一开始不是一个很显眼的名字,大概因为在比较容易搜到的资料里对他的描述除了1887-1890年间在长江中上游的几次活动就没有别的细节了。但实际上他去过很多地方,落基山、新几内亚、秘鲁、亚马孙河、哥伦比亚,主要收集鳞翅目和鞘翅目昆虫(通俗地说就是蝴蝶蛾子和甲虫),也顺带着收集鸟类、鱼类和植物,以及一些人类学的观察。对蝴蝶有研究的人可能对他在新几内亚前后持续了十几年的工作很熟悉,但在这样一条简介里面这个学科上的跨度我就不打算去尝试了。

普拉特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拍摄的峨眉山金顶,从粗略的行程中就可以看出他到峨眉的时间比立德夫妇早了几年。有钱才能玩相机这个定律在越早的年代越偏远的地方越有效,所以这又是一个有钱会玩的探险家吗?不是的,他就是一个昆虫采集的专业人士,只不过有几位财力雄厚的私人收藏家为他提供资助而已。他在中国呆了三年多,18874月到上海后,先在九江、庐山搜寻了几个月,然后18878月到18893月主要在宜昌。当时在宜昌海关工作的奥古斯丁·亨利(Dr. Augustine Henry)是一个很有名的植物爱好者,总共给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送了超过15000份的标本和种子,在宜昌期间采集到的植物包含500多个新种,后来威尔逊找珙桐的时候为之指路的人也是他。一个为亨利工作过的当地人在宜昌西南的长阳山里有一所房子,普拉特就以那里为基地进行采集工作,到18887月,当地居民开始驱赶他,他返回宜昌向英国领事求助,然而并没有什么用,长阳县里收到英国领事的信之后还是要求他离开,于是到18888月他这一阶段的工作就结束了。

接下来普拉特就开始准备他的长江上游之行。他需要一条船,不仅仅是载他到嘉定(乐山),而且要停在那里作为一个基地,船上还要有足够的空间来存放他的收集品。他不打算租,码头上能买的船也没有符合他要求的,于是他就跟当地的船厂订制了一艘新船。普拉特在书里没有写这条船花了多少钱,只说船身以松木打造,长约14——用料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大的船,除去他一个外国人多半会被加价的部份,应该也不会太贵,甚至往返一趟很可能比雇船还要划算。上一篇提到的英国驻重庆第二任领事霍西,1882年去就任的时候,从宜昌到重庆单程被收了180两银子,这在当时相当于普通人家几年的收入了。1888年的冬天这艘船如期打造完成,普拉特很满意,他招募了几名船员,带着他的德国助手Kricheldorff和几名有经验的采集工,1889326日出发前往四川。

514日他们到达嘉定,在这里照例被扔了一回石头。这时川南一带已经有很多传教士在活动,几天前路过叙府(宜宾)的时候普拉特对那里评价很高,说那里街道整洁,商业繁荣,当地人看见外国人都挺淡定的——所以这多半又是照相机惹的祸。果然几天后当地道台亲自来询问他的意图,因为传说他有一台很厉害的机器,怕来是攻城的。普拉特便跟他讲了自己的采集计划,道台对此颇有疑虑,甚至还有点生气,但最后还是放行了,并且派了两个士兵过来护送他们到峨眉县。519日他们离开嘉定,先走了一段水路到苏稽,然后往西南方向走陆路前往此行目的地之一大瓦山。在金口河他们住的旅店正好就是十一年前贝德禄住过的同一家,店主还保留着一份贝德禄遗落的《泰晤士报》,报纸上的时间是18771123日。继续往前,在大瓦山下的大天池,他们见到了传教士Pére Joseph Martin,后者也是时隔十一年第一次在这里见到西方人,很热情地把一间教会的房子借给他们住。他们在大瓦山呆了一个月,然后经富林(汉源)、泸定,74日到达打箭炉(康定)。在打箭炉周边的采集活动也只进行了一个多月,815日便启程返回,919日回到宜昌。在汉口度过冬天后,18902月,普拉特再次出发前往打箭炉,这一次他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正好遇到了法国探险家邦瓦洛特和亨利王子一行。返回的时候他去了峨眉山,金顶的照片应该就是那时候拍摄的,时间是86日到17日。925日他回到宜昌,1022日离开上海返回英国。

限于篇幅我只能把普拉特在川西的活动压缩成这样一小段,尽管我个人觉得他这一年多的经历里面很多细节相当有趣。与这一地区之前到访的其他外国人不同,他不是传教士或者外交官,没有很高超的沟通技巧,不乐意也不懂跟官方打交道;他也不四处乱逛,采集工作要求他必须根据物候来制定行程计划,所以他对时间的把握比其他旅行者都精确。他是我搜集来的人里面少有的几个选择在高水位的季节通行三峡的人之一,按照其他一些当时入川的外国人的叙述,每年四到十月三峡是不适宜通行的,普拉特却把他两次返回的时间都定在九月,这时行船不至于太凶险,又有足够的水位和流速能帮他把采集到的标本迅速带到汉口,尽快运回英国,因为其中还包括一些活体。他本身应该还算不上科学家,只是从他的种种行为表现,不禁让人想到,他这一路走过的很多地方,大概是第一次有他这样可以真正算是科学工作者的人到访吧(李希霍芬在四川的考察路线跟他只有一点点重叠)。

最后还是要再说一点跟拍照有关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他第一次到打箭炉的时候为法国神甫Félix Biet(毕天荣)拍摄了照片,并且得到确认那是照相机第一次来到这里。经过皇木场的时候他也给在大瓦山下为他们提供居处的马丁神甫拍了照,考虑到这条路线1878年后就没有别的外国人走过,所以从嘉定往打箭炉这一方向上他应该也是第一个带照相机过去的人。他带的底片可能不多,不过拍照技术很不错,收录在他书里的那些照片如果有原版存世,在精细的画质下应该都很有气势的。

普拉特在中国期间收集到的400多种蝴蝶由昆虫学家李彻(John Henry Leech)整理发表,他自己则于1892年出版了相当完整的行程日记To the Snows of Tibet through China,包含24张照片和地图。

宜昌

普拉特定制的船

巫峡

新滩

乐山附近

大瓦山下教会的房屋

前往打箭炉的必经之路瓦斯沟

打箭炉城内

打箭炉附近山上,六月里的一场雪

日喀则过来的商队

打箭炉附近的山景

普拉特第一次去打箭炉时从乐山开始的路线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二)

在贝德禄和吉尔1877年那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照相机在长江上游的活动记录出现了一个大约十二年的断档,直到本文最开始提到的A·E·普拉特1889年带着相机来到四川,才又有了摄影活动的明确记录,并且开始有夔州府(今重庆奉节县)以西川渝地区的影像保留下来。普拉特的故事也很有趣,我将在下一篇里写他,这一篇先写一个比他名头大得多、后来也拍得更多,只是初次进入三峡拍照的时间稍微有点不太确定的人。

对摄影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玩相机是一个很烧钱的爱好,所以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不管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玩家,大体来说都是不缺钱的。在照相机还十分笨重的年代,那些带着照相机去偏远地区旅行的外国人,除了自己要拥有摄影器材、掌握摄影技术,还要能雇得起一队人马,负担得起包括向导、翻译、轿夫、仆役、有时候还有地方上安排的护卫——这样至少十几人三五个月的花销,所以就如前面所说,那些早期来西部拍照的人,背后一定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大多数探险家/摄影师接受的资金支持都来自外部,比如政府或学术机构、商业公司,在这样的雇佣或合作关系下他们的探险和考察通常都有明确的目标,之后撰写的旅行日志和报告也都尽可能详尽。相对而言那些自己掏钱、完全出于个人兴趣来游览、书写、拍摄中国的人就随性很多,比如早几年约翰·汤姆逊在大江南北一路走一路拍,留下大量观察和评述,却只有很少几个地点有具体的到访日期。本篇要写的这位——立德夫人,也是如此,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确定她最早在1887-1889年之间到宜昌上游60公里的牛肝峡拍摄了照片,但具体的时间考证不出来。

立德夫人(Mrs. Archibald Little ,有时也写做Alicia Little1845–1926)是一名英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为她写简介有点复杂,因为尽管她已经是同时代女性中拥有学识与独立精神的优秀代表,但是说到她在中国的经历、与中国相关的活动和著作,就必须连带着把她丈夫、当时在英国国内名气还不如她的阿奇博德·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38-1908)也一并写了。立德的介绍可以很简单:他是一名英国商人,经营一家名叫立德乐洋行(Little & Co.)的贸易公司,早期在上海、九江做进出口。1876年宜昌开埠以后,他便专注于开拓西部市场,并竭力推动长江上游的轮船航运。他是第一个把轮船开到宜昌的人,二十年后又第一个把轮船开到重庆;此外他也旅行、写书,曾短期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

回头来说立德夫人。她出生于葡萄牙的马德拉岛,二十三岁的时候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到1886年她与立德结婚时,已经有九部出版作品,这时她41岁,立德48岁。有文章说她父亲是上海工部局官员,两人因此认识,但是我没有找到可信的资料来源,只有几份1840年代的出版物提到了她父亲Calverley Bewicke,那时可能是在马德拉岛经商,并且很可能是当地英国人社区的领袖。立德夫人来中国以后的作品中也几乎没有提起过她之前在英国的生活,所以我们只能从立德的行程来推测也许是在1885年立德返回英国为开拓中国西部商业游说期间两人相识,随后结婚并来到中国居住。她初到中国的时间是18875月,这一年立德出资建立了川江航运公司(Upper Yangtse Stream Navigation Company),从苏格兰的克莱德订购了一艘蒸汽明轮船固陵号,计划用它来探路宜昌至重庆的航道。这艘船在上海装配完成后,18882月驶抵宜昌,由于中国官方不发给航行许可,立德的计划无法进行,这中间又涉及1876年《烟台条约》中关于重庆开埠通商的细节,最后上至总理衙门下至川鄂两省地方加上大清海关,各方参与协商的结果是,海关出大价钱买下固陵号和附带的码头设施,立德则保证十年之内不再涉足川江航运,这是188912月的事。所以尽管夫妇二人写游记都经常不写具体年份,但刚到中国这几年她应该在宜昌住了不少时间,游览过附近的几处名胜;18871888年的冬天他们坐船前往四川,正好在除夕这天路过夔州;然后1888年她随立德去过一次北京。有些文章里说她来中国后就住在重庆,在她的书里其实没有很清晰的记述,能确定的在重庆生活的时间是1892年以后了。

立德夫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直到1907年陪同病重的立德返回英国,次年立德去世。她自己或是协助丈夫出版了十多部跟中国有关的著作,她也是倡导妇女放足的天足会的发起人。在中国期间她拍了很多照片,在她自己和立德的书里都有使用,根据书的出版时间和书里的内容,可以推断出一些照片大致的拍摄时间,比如《我的中国农场日记》记录的是18936月至10月之间她在重庆郊外一个乡村宅院里的生活,书出版于1894年,所以书中重庆的照片不会晚于1894年;之后出版的书里也用了一些其他摄影师的作品,余下的她自己的作品只有部分能对应上她的行程,比如1897年跟丈夫一起游览峨眉山、打箭炉,1902年在北京住了几个月,还去了一趟张家口。18911900年间她可能经常住在重庆,或是在上海宜昌重庆这条线上往返,由书里的一些记述和保留下来的一些邮件可知,尽管当时交通很不方便,夫妇俩还是数次入川,有一次还走的是陆路。这时重庆的立德乐洋行已经成立,另外还开了一家利川公司经营保险业务;立德也没有放弃进军川江航运的尝试,1898年夫妇俩一起乘坐利川号小火轮在纤夫的帮助下驶抵重庆,两年后,也是在立德的运作下,肇通号客轮成为第一艘不借助人力穿过三峡到达重庆的轮船。到19016月,在利德的记录里,他还在宜昌和万县之间考察三峡夏季水位。因此如果我们假设立德夫人大体上跟她丈夫一起行动,那么她拍摄的照片里与宜昌、三峡、重庆有关的那些就有相当一部分没法确定具体的拍摄时间。当然对于这片地区来说照相机捕捉到的影像在1880或是1890年代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区别,并且在夔州以下的江面上争谁是第二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立德夫人确实可以说是第一个把长江三峡来来回回从头拍到尾的人,她在宜昌上游拍摄的照片里有几张可以确定是18871889年之间,很有可能比1889年入川的A·E·普拉特早一点点。

大约就是在立德筹备他的第一艘川江轮固陵号的时候,立德夫人开始在宜昌附近拍照。我们也不知道她第一次拍三峡的时候往上游走了多远,她对第一次长江上游之行的记述,到夔州就没有下文了;那几张可以确定拍摄于1880年代的照片,最早也不是用在她自己或立德的书里。1890年,英国驻重庆第二任领事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中文名谢立山)出版了他在贵州、四川、云南考察的经历,书中配了一些照片,部分是约翰·汤姆逊的作品,有三张注明来自立德夫人,分别是宜昌西南的文佛山、西陵峡入口以及宜昌上游60多公里的牛肝峡。立德的作品《扁舟过三峡》(Through the Yangtse Gorges1898年出的第三版也用了这几张照片,但1888年出版的第一版除了一张地图就没有任何配图。更多三峡的照片收录在她1899年出版的《走近中国:我所见到的中国人》(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里,考虑到她这些年在三峡上往返的次数,把后面这些照片划归在1890年代大体上没有问题,但是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就是1889年之前拍摄的。

宜昌文佛山

三峡里的纤夫

白帝城内

重庆

1893年立德夫人在重庆郊外租住的宅院

重庆,嘉陵江边的寺庙

重庆,戏院

重庆,衙门

四川盆地内的乡野景观,大片罂粟花田

峨嵋山

大瓦山(1897年)

清末西部影像记:穿过三峡(一)

19世纪末在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总的来说喜欢走水路。长江航道对英法两国开放后,在1858年底就有英国外交官威廉·乔斯林(William Nassau Jocelyn)来到汉口拍摄了照片。过了洞庭湖,大体上就被外国人称为Upper Yangtze,从这里到扼守三峡门户的宜昌坐船还算方便,花的时间也不是太长,1861年欧洲人探路长江上游的先行者布拉克斯顿(Thomas W. Blakiston)从汉口到宜昌走走停停用了20天(1861314日至42日),汤姆逊走这一段用了17天(1871120日至25日),在那个时代算是轻松愉快的旅行了。再晚几年,1878年英国商人阿奇博德·立德的彝陵号轮船第一次驶入宜昌港,同年招商局的江通轮首航宜昌,随后即开始在宜昌与汉口之间运营客货航线,自此宜昌这个城市被纳入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现代交通网络。但是过了宜昌,水道就不是那么平顺了,到1909年川江航运正式步入汽船时代之前,绝大多数经宜昌进入西南腹地的外国人都是被纤夫拉上来的。

约翰·汤姆逊毫无疑问是第一个进入长江三峡拍摄照片的人,时间是18712月。在他之后,1870年代还有几个有条件携带照相机的西方人穿过三峡进入四川游历,或是继续前行到云南或藏区东部,之后的出版作品中也有一些关于拍照的线索。作为马嘉理事件的后续,18769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在大理和重庆驻寓察看通商情形,并获准前往甘肃、青海,或是由四川入藏探索连接印度的道路。1876年底,曾前往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的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贝德禄(Edward Colborne Baber)被派往重庆,在上海他遇到了正准备去中国内陆探险的威廉·吉尔上尉(Capt. William J. Gill,又译吉为哩),便邀之同行。吉尔算是个小有背景的人物,他父亲罗伯特·吉尔是皇家地理学会会员,早年在印度马德拉斯军中服役,后来在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用了近三十年的时间在印度著名的佛教遗迹阿旃陀石窟临摹壁画,1856年左右开始拍摄立体照片并出版了两本关于印度古建筑和自然风光的摄影集,总之颇有名气。威廉·吉尔少年时代随父母在印度生活,成年后加入皇家工兵部队,也在印度驻扎了一段时间,后来从母亲那边的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于是这个家世好、有钱、热爱旅行探险又愿意为军队效力的年轻人先是参加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波斯考察,然后18765月他突然起意决定来中国的时候,他直接就去跟几位探险界的传奇人物会面取经了:他先去拜访了著名东方学家亨利·于勒(Henry Yule),于勒把他介绍给1868年探访过川西藏区的托马斯·古柏(Thomas T. Cooper,又译唐古巴),又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见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七次考察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前往柏林跟李希霍芬学习了一个星期,然后出发去中国。1876911日吉尔到达烟台,这正好是《中英烟台条约》签订的前两天,英国公使威妥玛当时正在烟台。吉尔拜访了威妥玛,然后在条约签订后与英国使团成员一起离开烟台,乘船至天津再至北京。在等待护照办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与公使馆里的一名外交官卡勒斯一起去渤海湾沿线做了一次短期考察,回到北京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启程南下,1121日到达上海。

许多资料对吉尔的描述都说他是情报官,因为他返回英国后在战争部的情报部门获得了一个职位,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当他跟途中遇到的法国传教士说自己只是出于个人爱好要去川西旅行,对方也是笑而不语。不过他来中国这一趟很可能真的是自己掏钱,并且住酒店会选最好的房间,坐船也是最好的舱室。在这种有钱任性、有一个二十年前就专业玩相机的爹的人设之下,当他和贝德禄一起于1877123日离开上海前往重庆时,随行带了一名摄影师的人是贝德禄而不是他,倒是有点让人意外了。

贝德禄1867年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就来到北京的英国使馆工作,精通中文。18752月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他随同公使馆二等秘书格罗夫纳(T. G. Grosvenor)、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达文波特(Author Davenport)前往云南参与调查马嘉理案。那一次去云南的路线,也是沿长江上行到叙州府(今宜宾),然后走陆路经昭通、昆明、大理、腾越、缅甸八莫,再乘船至仰光,由海路返回北京,时间是187511月至18767月。四个月后,他又一次踏上扬子江之旅,这次除了随身的两个仆役(其中一个跟过李希霍芬),他还带了一名摄影师一起去重庆。不过贝德禄自己的旅行笔记《中国西部的旅行与研究》(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1882)里没有包含从上海到重庆以及刚到重庆这一段时间的记录,所以关于这名摄影师以及拍照的情况,仅有的一点线索来自吉尔的作品《金沙江》(The River of Golden Sand1883)。

据吉尔的记述,这名摄影师是一个上海人。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应该还没法弄清这名摄影师的身份,只是假如做一个推测的话,如果贝德禄是在上海雇了这名本地摄影师,那么他很有可能来自当时上海开业的几家照相馆。1870年代,上海已经有苏三兴、宜昌、公泰等几家照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进一步的资料。另一个导致我们没法深挖的原因是,这名摄影师虽然来了一趟重庆,并且很有可能是第一个把照相机带过长江三峡的人,但不知道是器材还是技术的原因,根本没有产生任何作品。吉尔在书里记录了两件跟拍照有关的事,首先是他们到重庆后让摄影师出去拍照,一如在那些照相机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受到的礼遇一样,围观群众纷纷朝他们扔石头。后来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教徒去给摄影师当翻译,因为这名说上海话的摄影师和说重庆话的当地人根本没法沟通。在这个当地人的帮助下摄影师好像终于可以拍照了,但是最后他能拿给我们看的只有一些灰蒙蒙的玻璃板,而且我后来也没听说有任何照片洗印出来。

1877426日吉尔离开重庆前往成都,518日北上前往松潘,620日返回成都,在这里他跟在上海就约好要一起去探索藏东云南八莫路线的麦士尼(William Mesny)汇合,经雅安、泸定、康定、理塘、巴塘,在竹巴龙渡过金沙江,翻越芒康山行至澜沧江一侧的阿墩子(德钦),再回到金沙江畔,往南经丽江、大理,1877111日到达八莫然后返回英国。他是第一个前往松潘考察的西方人,也是继古柏之后第二个到达藏区东部的英国人。紧随吉尔之后,18777月,贝德禄也从重庆启程开始他的川西南之行,他先是到了成都,然后乘船到乐山,游览峨眉山之后,经雅州(今雅安)、富林(今汉源)、宁远(今西昌)、会理,在巧家渡过金沙江,往北行至靠近宜宾的富官(今绥江),然后从屏山乘船返回重庆。休整三个月之后,18781月他又出发去了一趟打箭炉(康定)。他是较早深入探访彝族地区的西方人之一,1883年获得皇家地理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

插图均摘自吉尔的《金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