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雪

昨天和大家分享了两组从苏州河口北岸向南看外滩的照片,其中最后一张是1880年代早期的上海雪景,好几位朋友私信问我是否还有上海雪景的历史照片,当然有,今天的主题就是上海的雪。

虽然上海也算南方城市,是冬天没有集中供暖的城市,但下雪对上海来说并不稀奇。上海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天阴冷。我查了下,一般在每年1月下旬到2月初,上海的气温会最低,初雪也一般是在这几天。当然和北方不能比,上海下雪的日子并不长。我见过的最早的上海雪景照片大概摄于1880年代早期,除此以外,值得一提的是1893年上海的一场大雪。

雪后的上海外滩公园南门,1880年代早期

1893年1月12日,上海本来下着的雨突然变成了雪,而且这场雪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学过初中物理的人都知道,下雪的时候并不算冷,雪化的时候才冷。虽然14日是阴天,但雪已经停了,到了16日天气开始转晴,雪也开始融化,最低气温在19日一度降到零下12.1度,当时的人们肯定想不到,这次低温创下了上海迄今为止都没能打破的记录,当然更想不到这是席卷东亚的一次被写进历史的寒潮,被学术界称为“世纪寒潮”。这次寒潮影响了中国南方的很多城市,甚至海南的琼山都下了小雪。面对这场寒潮和大雪,有在上海的摄影师抓住机会拍摄了一组照片,并在同年由别发书局发行,名为《1893年大雪中的上海》(Views of Shanghai During the Great Snowfall of 1893)的画册,285×360mm,收录12张珂罗版印刷的图片,有跑马总会、外滩公园等景,看照片里的雪就能感受到那份寒意,算得上是珍贵的历史资料了。

《1893年大雪中的上海》书影

内页

与外滩隔河相望

上海又被网友戏称为“魔都”。我没有考证过为什么,不过我觉得至少应该有“摩登”的“摩”意吧。上海是座摩登的城市,无论是五口通商之后,还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亦或是改革开放以后,即使到今天,我依然觉得无论从城市面貌、城市管理水平,上海都是一座很摩登的城市,我喜欢上海。

老照片有个好处,可以归纳同一地点相近视角不同时间的照片,就好像是电影《星际穿越》的结尾,Cooper进入的那个多维度的空间,拉通时间线来体味变化。下面这组照片都是在苏州河口的北岸向南拍摄的,按时间顺序排列。

这个角度最早的一张照片由美国摄影师查尔斯·韦德于1867年拍摄。值得一提的是他拍摄这张照片所使用的是“猛犸”相机,看到名字就知道,这种相机可以拍摄幅面很大的照片,尺寸达22×18英寸,而当时一般的相机只能拍摄10×12英寸的照片。这张照片已知仅一张,非常珍贵,我曾有幸近距离观察,上万张照片中独与她合了一张影。

紧随韦德其后的是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他在1868年以几乎同样的视角拍摄了这张照片。对比韦德拍摄的那张,照片里景物没有多大变化,常胜军纪念碑安放于外滩公园南端;公园内部还正在施工,别说音乐亭,甚至长椅都还没有安装一个。

佚名摄于1870年代中期,外滩公园内的第一代音乐亭已经建成,看起来非常古朴,沿江的路旁安置了一些长椅;外滩路边的树已经长大不少,丽如银行大楼已经建成,一度被认为是外滩最漂亮的房子。这家银行当时的生意做的很大,看赫德和金登干的通信录,赫德就在丽如银行开了对公账号和私人账号,远在伦敦的金登干可以很方便地通过丽如银行与赫德财务往来。时值退潮期,苏州河口北岸堆着木桩,似乎是要修筑堤岸。

佚名摄于1870年代晚期或1880年代早期,对比上一张照片,外滩公园内的音乐亭已经是第二代了,公园内的树木郁郁葱葱,丽如银行已经没有那么突兀,两边都盖起了新楼。

佚名摄于1890年代。外滩公园内的音乐亭已经是第三代,远没有上一代好看;丽如银行大楼的第一高度已经拱手让给新海关大楼。苏州河口北岸也经过了治理,种着草坪。

接下来这组照片都是在外白渡桥以西向南拍摄的。虽然不甚清楚,但通过外滩公园的状态判断,这张照片大约摄于1860年代。

正值涨潮,小树在风中摇曳,左下角和桥上还可见煤气路灯。根据远处外滩公园的状态,这张照片可能摄于1870年代中期。

外白渡桥上熙熙攘攘,外滩公园内的音乐亭还是第二代,综合来看照片大约摄于1870年代晚期或1880年代早期。

算是比较早的一张上海雪景,看树枝上残雪的状态,这场雪应该很大,天气阴沉沉的,只在桥上有一个人。照片大约拍摄于1880年代早期。

张荫桓的诺尔庄园半日游

光绪十五年三月初六日(1889年4月5日),大清国驻美公使张荫桓在日记中写道:“总署电,初一日奉旨陈钦铭派充出使英法义比国大臣,崔国因派充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钦此。当即分电各署,归国有期,自应共慰,行簏久经捡拾,交替便行。”自己的任期将结束,终于可以回国了。张荫桓出洋这三年正赶上多起虐杀华工案的赔偿和美国“排华法案”的出台,可谓心力交瘁,这下终于解脱了。回国之旅没有像来的时候那样直航,而是选择从纽约出关,经欧洲再回国,期间游览了英法两国。他心底里羡慕那些可以游历很多国家的同事,比如在日记里他曾说“洪文卿书言驻洋四月,周历四国,现拟赴俄久驻……余奉使三国,三年不及遍历,文卿则四月之间,四国均到,殊愧之矣。”洪文卿即洪钧,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的状元,光绪十三年至十六年(1887-1890)充任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四国外交大臣。可惜的是知道这位状元大使的人并不多,反而听过他姨太太傅彩云名号的倒大有人在,她曾执业青楼,艺名“赛金花”。洪钧很好学,张荫桓在日记里说“曩在巴黎竹筼曾言文卿日习英语,志在远游,余不之信,不悟有志竟成。”竹筼即时任大清国驻法国大使许景澄。日习英语,志在远游,有志竟成,可见学好外文很重要!

扯远了,说回张荫桓。他在美国时曾和英使威士交好,往还甚多:小规模的宴请,比如张荫桓生日,所请的客人有英使;张荫桓没带翻译自己去出席白宫的宴会,也有英使帮忙照料;政治立场上,英使也多站在中国一边。不过这位大使在美期间不幸卷入一场政治丑闻而被迫离职回国。在188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有位加州的共和党人乔治·奥兹古德比(George Osgoodby)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假名查尔斯·默奇森(Charles F. Murchison)写信给时任英国驻美国公使威士,说自己对投共和党还是民主党的候选人比较迷茫,请威士指点,于是威士在回信中暗示从英国的观点来看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是合适的总统人选。结果这封信在大选前两周被共和党公之于众,很多爱尔兰裔的美国公民认为民主党与英国政府有勾结,遂将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最后克利夫兰输掉了选举。此举被认为英国政府干涉美国内政,在美国政府的抗议下,威士被解职回国。作为曾经的朋友,张荫桓逗留英国期间自然会和威士联系,去其家中拜访。在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日(1889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张荫桓写道:“早饭后一点钟四十分乘火车访英使乡居,译言七橡树,英使备车来迓。”威士的这座“乡居”可了不得,“从园道绕至石室,周遭约十里,园中豢鹿八百头,山鸡、孔雀之属游行自在,极苑囿之大观,石屋外式炮垒,中为重门,头门立铜石诸像,二门则其住宅,门洞内有石院子,略如日国王宫之式……园地广五千亩,石屋广二十亩,自建造至今六百六十九年,世代勋旧……穷半日之力,不能遍览室庐……约记其居石院八、楼屋一百五十、楼窗三百六十六、楼梯七十五,英都极古极阔之居,每礼拜五准游人往观,如博物院之例。”威士何许人,趁如此豪宅?

1709年的诺尔庄园

1800年的诺尔庄园大门

威士的全名是莱昂内尔·萨克维尔-威斯特(Lionel Sackville-West, 1827-1908),第二代萨克维尔男爵。他父亲是第五代德拉沃尔伯爵乔治·萨克维尔-威斯特,他母亲是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约翰·萨克维尔的幼女伊丽莎白女爵(Lady Elizabeth)。看过《唐顿庄园》的人都知道,爵位和遗产继承在英国是很厉害的,从威士父母的家世就能看出来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不一般。张荫桓拜访的这座乡居位于肯特郡的“七橡树”,即著名的诺尔庄园(Knole House)。这座庄园始建于1456-1486年间,后不断扩建。1566年,诺尔庄园被伊丽莎白一世女王赐给自己的外甥托马斯·萨克维尔(Thomas Sackville),之后的萨克维尔系和多塞特系的各种贵族都出自他的血统。张荫桓说“英爵男女并袭,英使新袭伯爵,系母氏所遗”,威士的这座乡居便是从他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张荫桓还说威士的祖上是“俺麻士得”,我们现在一般翻译作阿美士德,即嘉庆二十一年(1816)曾带团访华的那个阿美士德。阿美士德在1839年迎娶了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的女儿玛丽·萨克维尔女爵(Lady Mary Sackville)为继妻,因此得以诺尔庄园为家,1857年也是在这座庄园去世。需要八卦一下的是,玛丽的继母,第五代普利茅斯伯爵的遗孀莎拉·阿契尔是阿美士德的第一任妻子,也就是说莎拉、玛丽“母女”分别是阿美士德的两任妻子,当然了,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两颗相爱的心。

威士肖像

19世纪诺尔庄园的内景,篮圈中即黄亚东的肖像画

张荫桓是位艺术品爱好者和收藏家,无论走到何处,博物院是一定要去的,而且对油画、雕塑、埃及文物颇有一番见解。他造访诺尔庄园,被其中收藏的各种艺术品所吸引,特意记录在日记中,“楼上四围可通,满壁油画,及极古几榻,有英君主临幸之室,陈设皆银器,桌亦雕银为之,卧榻帐幔刻金线织成,费英金两千镑。有雕镂木橱一架,珊瑚作柱,可云奢矣。楼上最古之物则未制钟表以前测日之器,又吾华五彩磁瓶一,口径五尺,亦非近代物也,其他磁器多可观。”在众多的油画收藏中,他还注意到了很特别的一幅,“所悬油画皆西俗有名望人,中有少年华人一轴,戴无顶帏帽,短衣马褂,赤脚曳番鞋,款署黄亚东,不知何许人,彼族如是重耳。”当时张荫桓不知这位“黄亚东”是何许人,但后来的艺术史学家们已经大体弄清了事实。黄亚东大约出生在1753年,广东人,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贸易口岸,黄亚东有机会接触外国人。当他大约十几岁的时候,听到有关英国的传说,于是决定去英国看看。东印度公司的押运人布莱克(John Bradby Blake)也是位自然学家,他看中黄亚东认识很多草药,决定带他去英国。1775年后,他成为乔凡娜·巴塞利的男侍者,而这位乔凡娜则是诺尔庄园主人,第三代多塞特公爵约翰·萨克维尔的情人,多塞特公爵还安排黄亚东去庄园附近的“七橡树”学校上学。也许是中国人在英国实在太少见,多塞特公爵在1776年付了70个金币(guineas)给大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为黄亚东画了一幅油画肖像,并悬挂在诺尔庄园的雷诺兹厅。1874年,黄亚东回到广东做外贸生意。据信,他是最早前往英国的中国人之一。

雷诺兹画的黄亚东肖像

大半天的时间张荫桓也没能转完诺尔庄园,“晚饭后(英使)仍备车相送返寓”。

长江白鲟最早的照片

约翰·汤姆逊是第一个带着照相机游三峡的人。1871年1月31日,他在经过石首的时候写道:“我们在这里买了两条鱼,一条像鲑鱼,另一条像是白拉克斯顿船长(Captain Blakiston)描述过的那种。在这条鱼宽阔而无牙的大嘴前面有一根长长的尖刺,据说是用来攻击猎物的武器,那张宽阔的大嘴同时用作一个陷阱。从刺的尖端到尾的末端,全长四英尺两英寸,刺有十四英寸长。鱼腹是白色的,鱼尾和鱼鳍白里透红,背和头都是青灰色。”白拉克斯顿船长即托马斯·白拉克斯顿(Thomas Wright Blakiston, 1832-1891),英国博物学家,探险家。1862年曾带领一支探险队溯长江而上,著有《长江上的五个月》(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一书。

白拉克斯顿在《长江上的五个月》中绘制的长江白鲟图片

汤姆逊和白拉克斯顿提到的这种鱼就是长江白鲟。白鲟身体呈梭形,前部稍平扁,中段粗壮,后部略侧扁。头长有吻,吻呈长剑状,由前到后逐渐变宽,前端钝尖,狭而平扁,基部肥厚。歪型尾,上叶长、下叶短,体表光滑无鳞。背鳍起点在腹鳍之后。头、体背部和尾鳍呈青灰色,腹部白色。因其标志性的长吻而划归匙吻鲟科。匙吻鲟科鱼类最早出现于白垩纪,现今存活的匙吻鲟科鱼类仅有两种,分别分布于亚洲的长江和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白鲟生长速度快,因此体型往往巨大,据说国内曾有过捕获7.5米长白鲟的案例。从这种鱼的特点也可看出,是种非常适合被吃掉的鱼……网上经常会引用宜宾市水产渔政局前局长穆天荣的话:“上世纪70年代白鲟数量还很多,后来明显减少,现在几乎看不见了……上世纪70年代时,每年白鲟捕捞量在5吨左右,鱼子被卖到国外去做鱼子酱赚取外汇。鱼肉用板车拖到街上去卖,像卖豆腐一样,要多少,就切一块给你,也不用称。” 白鲟在繁殖季节前有上溯洄游的习性,其产卵场分布于金沙江下游和重庆以上的长江干流,四川屏山县至泸州市江段为其主要的产卵场所。但是1981年建成的葛洲坝切断了白鲟洄游的路线,将其生活区域断为两部分,后来不断建设的长江上游水利工程进一步破坏了白鲟的生存环境,上一次人们见到长江白鲟还是2003年的时候,也许,这种白垩纪就存在的物种终于要被水坝灭绝了。

1994年我国发行的长江白鲟特种邮票

遗憾的是,虽然汤姆逊留下了文字记录,但没有说他是否给这条鱼拍过照片,至少那时候的人肯定没有“拍照验毒”的习惯。那是不是真的就没有这条鱼的照片留下呢?幸运的是,汤姆逊为买来的那条白鲟拍了照片,虽然没用到他自己的书里,却送(或卖)给了法国地理学家何可律一份拷贝,照片和汤姆逊的描述完全吻合。要知道,据一些摄影史学者研究,汤姆逊当时在中国旅摄的时候,如果玻璃版带的不够用了,会把不太满意的底片,比如没拍好,或者内容不够吸引人,用药水抹去制作新的底片拍成新的照片,这样一张“死鱼”的照片能保留下来殊为难得。可谁又能想到,曾经长江常见的这种好吃的鱼会有灭绝的一天呢?只能感谢汤姆逊,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长江白鲟的照片。

法国地理学家何可律

世界上第一张长江白鲟的照片,约翰·汤姆逊1871年1月31日摄于石首。

第一代中国驻美大使馆

张荫桓作为大清国的驻美公使,除了为中国、为在美国的中国人争取权益外,平时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各种应酬,比如拜访各部委、拜访参议员、拜访中国的老朋友等等,他日记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而且很遵从自己的内心感受,喜爱、感动、厌恶都会记下来,比如一次“午后赴议绅家,其妇年逾五旬,肥硕臃肿……狐臭扑鼻,进斋随答随引酒自熏,良久乃得摆脱。余不谙西语,幸免此窘。”欧美人的体味是要比亚洲人重,张荫桓对徐进斋“引酒自熏”的描写也很有画面感。其实,与这位议绅夫人的谈话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议绅夫人“絮言数十年旧事,谓华盛顿都城为密的力所经营,即陈副宪之旧房东也”。陈副宪即陈兰彬,大清国第一任驻美公使,这里有第一代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线索。

中国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

陈兰彬在其记录美国之行的《使美纪略》中有这样的记载:“二十九日(1878年8月27日),容副使偕叶主事源濬往华盛顿,租定耶夫街第二千九百二十五号宅为使署。”美京华盛顿特区的城市边界最初很规整,是个边长10英里的菱形,由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部分土地组成,但是波托马克河南岸的弗吉尼亚部分应弗州民众的要求,在1846年7曰9日立法还给了弗州,这样华盛顿特区的规整菱形便缺了左下角一块儿。法裔美籍设计师朗方(Pierre Charles L’Enfant, 1754-1825)对华盛顿特区进行了城市规划,东西向的道路自南往北顺序以英文字母命名,南北向的道路自东往西顺序以数字命名,还有一些斜向的道路以州名命名,道路交叉处的一些广场则以名人命名。根据这个命名规则,陈兰彬所说的“耶夫”似乎最接近字母“F”,也就是说容闳帮忙租的第一代中国驻美使馆可能是在F街2925号。不过这个地址不完整,还缺一个方位(如NW/NE/SW/SE),遗憾的是我没能找到更多有关这个地址的资料。但是从其他的英文资料,比如1880年11月6日的美国《陆海军周报》(ARMY and NAVY Journal)上曾刊载说:“陈兰彬,已经租下了位于华盛顿K街,前市长谢泼德的公寓,他和他的随员将在那里居住。副使容闳先生和洋员柏立将继续生活在华盛顿。”这个说法符合张荫桓在日记中的记述:“华盛顿都城为密的力所经营……辟草莱,治泥滓,乃有今日之平坦,美国人将为之立碑。”其中“密的力”即华盛顿特区前市长谢泼德。

谢泼德(Alexander Robey Shepherd, 1835-1902)出生在华盛顿西南,因家贫,13岁便辍学去给水管工当助手,经过多年努力有了自己的水管公司,然后投资房地产业致富。美国内战开始后,他加入北军。战争结束后,美京华盛顿也开始了城市建设的高潮。1870年,谢泼德接替了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特区几乎破产前前任的班,当上了华盛顿特区公共工程建设委员会的头儿。他有房地产建设的经验,又拥有可观的财富,最终说服国会在1871年拨出一笔预算进行华盛顿的公共设施建设。这笔预算为华盛顿特区铺设了柏油马路、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和6万多棵道旁树,使美京的面貌焕然一新。陈兰彬就在《使美纪略》里这样写道:“四面衢道,或铺红砖白石,或以油煤和土筑成,光洁如拭。隙地则数步一树,间以各色花丛。铁铸长几随在摆设,以供行人歇坐。”正因为这些成就,谢波德也被市民称为“老大”(BOSS)。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两面的,主持了这么多工程建设,他被认为有黑箱操作的嫌疑,更重要的是,他城市建设的步子迈得太大,预算跟不上,城市要破产了,谢泼德去职。1876年,谢泼德破产,房产转给自己的律师和嫂子,搬去墨西哥的巴托皮拉斯,在那边开银矿,最后也死在那里。1909年5月3日,美国政府在华盛顿特区立了一尊谢泼德的雕像,几经迁移,现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靠近14街的路旁。

谢泼德

前文所说的谢泼德在K街的公寓非常有名,是徳裔建筑师阿道夫·库鲁斯(Adolf Cluss, 1825-1905)设计,位于K街、17街和康涅狄格大街交汇处的东北角,被称为“谢泼德联排”,南边路对面就是法拉古特广场,设计师本人就住联排中间那座,谢泼德的那座在最西边,也是最大的一座。沿石阶而上便到达公寓大门,连接着装饰华丽的客厅。内部装饰大量使用白色和金色,以及猩红色和蓝色的缎面,窗帘上缀着蕾丝花边;镜子的总面积大到需要一个仆人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擦完;和客厅相连的还有一个巨大的书房,墙上镶嵌着胡桃木的书架。从巨大的螺旋楼梯可以上楼,胡桃木扶手装饰着铜配件,楼梯上方有个椭圆形的天窗;楼上共有十四间卧室;半地下室还有一个台球厅。这是一座典型的豪宅,也曾是华盛顿上流社会的一个重要社交场所。1876年2月以后,破产的谢泼德搬离这座豪宅,参议员西蒙·卡梅隆(Simon Cameron, 1799-1899)住了进去,他在1877年退休后便搬走了,接着入住的就是陈兰彬为首的中国公使团。那时候从法拉古特广场到杜邦圆环被称作“使馆区”,尤以K街到L街之间最为密集:中国使馆占据K街把角,法国使馆占据L街把角,中间则是瑞典、俄罗斯、奥匈、土耳其和意大利使馆,英国使馆则位于两个街区外更靠杜邦圆环的位置。

1880年代的谢泼德联排,照片中最左边拐角的这部分即曾经的第一代中国驻美使馆

在17街向东北方向看谢泼德联排,1887年左右

谢泼德联排,1903年

谢泼德联排,右下角可见“For Sale”的牌子,1930年代

1883年中国使馆搬去了杜邦圆环西北角的斯图尔特堡,这也是库鲁斯设计的一座豪宅。至于中国使馆为什么搬家,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证据。不过巧合的是,陈兰彬的继任郑藻如1881年去美国赴任的时候是带着家眷去的,据美国记者报道,1883年夏天郑藻如的女儿在华盛顿降生,也许是为了更方便照顾家人才重新选的房子。1884年,郑藻如的夫人带着刚降生的女儿提前回国,郑藻如1886年回国。

第二任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1881年

1950年末,“谢泼德联排”被拆除,在原址修建了一座12层的写字楼。

张荫桓和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1886年6月21日,大清国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大使张荫桓刚抵达秘鲁首都利马的第二天早上便收到一个好消息,他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进斋书,言美都使馆房东不加租,可免移寓之烦。”房租不涨,可以避免搬家了。去国万里,没有涨房租和搬家之痛,绝对是好消息,我想,有过北漂经历的朋友应该能够体会张荫桓当时的心情。

其实张荫桓挺喜欢当时的使馆所在,他在抵美后不久的日记里就写道:“使馆在华盛顿,国都西北隅,雕攀园之北,颇高敞,门外馀地间植花木,又为暗机喷水,浅草如茵。门内翻译、会客、餐饭、跳舞、打波诸房均备,且华赡宽整,故西人以此为美都广厦。”美中不足的是“惟楼高三层,绝无院落,吾辈从中国远来,惟深异乡之感而已。”张荫桓说的这座使馆建筑所在即今华盛顿特区杜邦圆环西北角,康涅狄格大道和马萨诸塞大道之间的斯图尔特之堡(Castle Stewart)。所谓“雕攀园”的说法困扰了我一段时间,在使馆旧址南边并没有发现什么“园”的痕迹,后来突然想到:“雕攀”即“Dupont”的发音,“园”可能通“圆”或者即指杜邦圆环中间围成的“园”。张荫桓说使馆是“美都广厦”一点都不夸张,这座(地面以上)三层楼房是在美国西部靠金矿发了财的斯图尔特(William Morris Stewart, 1827-1909)出资修建的,设计师是德籍移民阿道夫·库鲁斯(Adolf Cluss, 1825-1905),工程从1871年持续到1873年,花费了大约8-10万美元。那时候美国刚开始开发杜邦圆环一代,因此这样一座1800平米,“华赡宽整”的高楼自然很惹眼,也一度成为那一片儿的社交中心。斯图尔特一家对自己的这套房产也很用心,室内家具都是斯图尔特的夫人安妮从法国买来的。但不幸的是,1879年12月30日,就在女主人安妮准备新年前夜party的时候,斯图尔特堡不幸失火,尽管消防员很快赶来,但这座木结构的房屋还是受到严重损伤,直到1883年,斯图尔特才花了好大一笔钱将这栋房子修好。他本想将这栋房子卖掉,但是没成功,最后,来自东方的贵人到了。

1890年代的斯图尔特堡

被拆除前的斯图尔特堡

也许是中国人素来相信“火烧旺地”,或者因为着过火租金低(年租金1万美元),大清国第二任驻美国大使郑藻如在任上租下了这座楼房作为中国驻美国使馆。租一个好房子不等于过得舒适,还得要有个好房东才行,恰恰斯图尔特不算是个好房东。斯图尔特出生在纽约州,很小的时候便随父母迁去俄亥俄州。1850年,23岁的他去加州闯荡,通过淘金致富,两年后前往内华达州地区(1864年内华达州才成为独立的州)改行作律师,1865-1875年担任共和党的参议员,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华盛顿特区修建了斯图尔特堡。张荫桓称斯图尔特为“士雕鹘”,说他不喜华工,积极推动美国的排华法案。在1889年斯图尔特再次当选参议员后,张荫桓在日记里还写道:“房东士雕鹘充上院议绅,叠与华人作难,近因其妻弟亚狒为卓忌华人作律师,欲索未经报案之损失银物,乃函荐亚狒,诚翻覆无耻之人矣。”

房东士雕鶻

房东本来就不好打交道,因此在维护使馆建筑方面张荫桓也很用心:有人想租使馆用来开办舞会,张荫桓说“闻之房主人,跳舞多则房屋易损,遂却之。”想丰富一下自己的文化生活缓解思乡之情,挑了几幅画准备挂起来,但是“房主人甚不愿墙上缀钉”,他只好“购极小钢钉,无害墙纸而能悬物者,经营数日而妥。”尽管张荫桓尽心维护,但到了他的继任崔国因那里使馆大楼可就惨了。崔国因尚俭,甚至史料上有用“抠”来形容他。崔国因是带着家眷去美国赴任的,为了省钱,使馆内部需要洗涮的都是自己动手,结果方法不当洗坏了不少;做饭用不惯煤气炉,在厨房地板上直接垒了个灶,油烟太大弄的厨房很脏;外媒还曾报道说中国官员在使馆内吸鸦片,结果烧坏地毯和家具……互联网上有句金句:省钱就是多花钱的开始。压缩正当的支出肯定会带来意外的损失。1893年斯图尔特再次当选参议员后欲收回房子,看到斯图尔特堡的内部状况非常生气,甚至把使馆一行人告上法庭,索赔1万5千美元。幸有使馆的律师科士达奋力辩护,最后赔了3千美元结案。张荫桓那时候已经回国,他在日记里说:“未正美署使田夏礼来,面递照会,以美都使馆损失什物索赔两万金元,外部照会杨子通,以未奉总署之令不敢置词,因求设处。与谈逾刻,允令电子通酌办。惠人欲以俭德风示西族,气炉水管岁常搁置,愈搁置愈烦修理,而需费欲多。各寓房衾褥惠人节洋仆浣洗之费而令家人自为之,既不得法,损坏必甚。惠人初到,不准开地窖门,运煤炭亦从大门入,门内地毡岂耐践踏乎?至各厅房陈设,美?之物居多,亦与惠人示俭之意相左,三年之久,散失当意中事耳。房东既索赔偿,必欲清楚数目始收回房子,意若图赖,子通接时别赁新居,而不将此屋说断不租,宜有葛藤也。”杨子通即杨儒,是崔国因的继任,从杨儒起又租了新的房子作使馆。

普遍认为这张中国驻美使馆的内景拍摄于斯图尔特堡,但是坐在书桌后的人既不像郑藻如,也不像张荫桓和崔国因。不过仔细观察会发现左边黄框处是一位中国官员的油画半身像,张荫桓在日记中也曾提到画油画像的事情,我认为应该是他的画像;右边黄框处挂的照片应该是曾纪泽的肖像,张荫桓在日记中也提到过向曾纪泽索映像的事情。

1901年,斯图尔特堡被拆除,那时已是张荫桓在新疆被慈禧下令斩首后一年,人和房子都灰飞烟灭了。

隐匿在北京城中的几座古塔

当我们荡舟在北海公园的时候,琼华岛上的永安寺白塔与岸上的柳树、水中的荷花互相映衬;当我们站在景山巅的万春亭前举目西望的时候,胡同、民房和绿树簇拥着敦实的妙应寺白塔;当我们驱车沿西二环往南经西便门转西的时候,远远就可瞥见在一众居民楼中露出尖尖一角的天宁寺塔。在奔波与忙碌中与这些惹眼的历史建筑四目相对时,浓浓的历史感扑面而来,相信每个人都会深切感受到脚下这座城市厚重的文化。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虽然北京不是南朝,但历史上北京的寺庙也不在少数,据乾隆年间绘制的北京城地图中的标注,内外城共有寺庙1207处,几乎每条主要街道或胡同都有一两所寺庙。旧时北京,与城门城墙一起,寺院中高耸的佛塔丰满了古城的天际线。佛塔是随佛教一同传入中国的,原称“窣堵坡”,呈馒头状,上有刹,为纪念释迦摩尼而建。而塔传入我国后则与中国的建筑形式相结合,不仅有覆钵式、金刚宝座式这种保留西域样式的塔,还有阁楼式、密檐式等极具中国特色的塔样式。如今这些古塔大都已经褪去宗教的意义,转变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的见证。已经被摩天大楼抬高的天际线,抹去了曾经高塔的余晖,像一位位高士,隐匿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之中。探寻那些已经鲜为人知的古塔,成为迷恋北京历史的新都市丛林探险者的目标。

据统计,北京市辖区内留存的古塔仍有近300座,但我想在此文中圈定三环为界,因为西山、房山、昌平等地的众多古塔,鲜有大的变化;其次,还要排除那些非常显而易见的古塔,如文前所提永安寺白塔、妙应寺白塔和天宁寺塔等,这些古塔已经很难用“隐匿”一词来形容了。

德胜门外校场迤北,旧有东、西两座黄寺,仅一街之隔。东黄寺建于清顺治八年,西黄寺建于清雍正元年,都是黄教寺院,是清政府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见证。北京旧时谚语有云“东黄寺的殿,西黄寺的塔”。这“西黄寺的塔”即指西黄寺西侧塔院内的清净化城塔,建于清乾隆十五年,因来京为皇帝祝寿的六世班禅染病身亡,而为他修建的衣冠冢。塔呈金刚宝座塔式,均由汉白玉建造,中间是宝瓶式主塔,四角还各立有一座经幢,上刻佛像和经咒。塔下是三层基座,上面遍刻浮雕,最上一层基座的束腰上刻着描写佛陀一生的八相图,精美异常。因为塔并不临街,且其高度也远低于周围的楼房,因此在周围的街上很难注意到。如今东、西黄寺均不存,仅余塔院和塔,以及一个“黄寺大街”的地名。

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1876年

乘地铁4号线在国家图书馆下,从C口出来往南走,沿着河边的小路往东,不多远就能看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牌子,博物馆就是曾经真觉寺的所在,这里隐匿着另一座金刚宝座塔。明永乐年间,尼泊尔高僧班迪达来到北京向永乐皇帝进献了五尊金佛和金刚宝座塔的模型,于是永乐皇帝许他按照这个模型在真觉寺内修建了一座金刚宝座塔,明成化九年落成。塔身上遍饰佛教题材的雕刻,是中国古代建筑吸收外来建筑文化的杰作,也是北京为数稀少的明代建筑之一。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1901年

西三环往南过了紫竹桥不远,东侧辅路边上有座灰砖外墙的朴素建筑,那是中国画研究院,如果能有幸进入,七拐八拐穿过回廊和院子,在研究院的东北角有座覆钵式塔,因其主体像一个倒扣的钵盂而得名,这就是白塔庵塔。据推断该塔可能建于明代。塔基为方形砖台,上砌石质须弥座,座上叠砌六层青石雕刻仰莲,塔身为青砖所砌,四面嵌眼光门,内刻座佛,相轮座为双层须弥座,叠砌十三重石质相轮,塔刹安放着两吨重铜制华盖和宝瓶。尽管这座古朴的白塔有25米高,但隐匿在深院之中,又有绿树掩映,从车水马龙的西三环经过很难注意到。

白塔庵白塔,眼光门前还站着一个外国人,1917年

元杂剧《张生煮海》中梅香自述“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儿胡同”即现在西四南大街西侧的砖塔胡同,胡同得名于一座砖塔——万松老人塔。万松老人是对金元间高僧行秀的敬称,成吉思汗的股肱之臣耶律楚材曾拜教于他三年。行秀去世后,耶律楚材建此砖塔以纪念,砖塔胡同也是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胡同名之一,是北京城布局变迁的见证。现在的九层砖塔砌于清乾隆年间,内中包裹着元代的七层密檐塔。如今,塔院开放为一家售卖北京文史图书的书店,尽管如此,从热闹非凡的西四南大街经过还是不容易注意到这座古塔呢。

万松老人塔,塔院前开了一家肉铺,1928年

以上几座都是在室外的塔,还有一些隐匿在室内的古塔。在北海公园北岸,进入“西天梵境”的琉璃门,穿过天王殿就能看到最后一进“黑漆漆”的重檐庑殿顶大殿,大慈真如宝殿。西天梵境明代时为经厂,名大西天,清乾隆二十四年扩建后改为现名。大慈真如宝殿的木结构全部采用金丝楠木构造,未施一分髹漆,保持原木的颜色与纹理,因此看起来黑漆漆的。殿内佛像前原有两座平面八角七层铜塔,塔身遍镶佛像712尊,铸于明万历年间,后毁,2008年重建。

大慈真如宝殿内的两座明代铜塔,现已重建,1901年

上面说的这些塔,如果想见到并不难,难的是那些隐匿在宫殿中,且未对公众开放的古塔,比如故宫中就有几座。在故宫中未开放的宁寿宫花园内东北角,有一座清乾隆三十七年建的佛楼名梵华楼,面阔七间,高两层。楼内一层中间供奉释迦摩尼立像,两侧六个房间陈列着六座乾隆三十九年造的掐丝珐琅大佛塔,工艺精美,造型各异。幸有庚子年间外国摄影师拍摄的照片,否则外人真难得一见。

故宫内梵华楼一层的其中两座掐丝珐琅大佛塔,1900年

北京是六朝古都,数百年的人类活动在这块土地上沉淀下丰富的文化遗产。时代在变,世界在变,在北京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中,很多文化遗产就像上面提到的那些古塔,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像隐士一般藏身城市之中,只要有心探寻,就能发现历史的吉光片羽,感受北京厚重的文化。

杭州灵隐寺大雄宝殿

我小时候有本《康熙题匾》的连环画,说的是康熙皇帝南巡期间游览杭州灵隐寺,主持想请皇上赐匾,结果康熙把“靈”字上面的雨字头写大了,下面的“巫”字写不下,于是一个叫高江村的大学士出主意说可以改作“雲林”,于是康熙就写下了“雲林禅寺”四个字,从此将错就错灵隐寺就改称云林禅寺了。虽然这是段子,但即使现在去灵隐寺,还会听到导游讲这个故事。

连环画《康熙题匾》里的内容

灵隐寺创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相传是印度僧人慧理见此处景色奇幽,认为是“仙灵所隐”,便建寺“灵隐”。五代时吴越国王钱俶笃信佛教,使灵隐寺成为江南地区的佛教名刹。灵隐寺自创建以来,历经十余次毁坏和重建。1860年太平军占领杭州城,灵隐寺的大雄宝殿被毁,直到1910年盛宣怀出资,选用美国红松重建了大雄宝殿。巧合的是,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摄影师以类似的角度拍摄过灵隐寺大雄宝殿,放在一起看别有一番时光流逝的沧桑感。

被太平军烧毁的大雄宝殿遗址,只留下台基和明万历庚子年铸造的香炉,1860-1869年间拍摄

在大殿原址盖了一座简易的佛堂,1900年代

到了1910年,有了盛宣怀的资助大雄宝殿终于盖起来了

冬天,大殿前甬路两侧的树木大都落光了树叶,1910年代

到了夏天,大殿前重回荫翳,1910年代

檐下多了“妙庄严域”的匾,1920年代

张荫桓与自由女神

张荫桓任驻美公使期间身体不好,在他的日记里可以频繁看到失眠、腹泻、头眩、齿痛这样的病情记录。1886年秋冬之际,他又病了,先是“腹胀如厕……微有热汗而不觉冷”,又“泻后微眩,且复畏寒”,后“晨起复畏寒,不能出门。”这次生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影响了很多公务应酬,如他在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一日(1886年10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总统、外部均赴鸟约赞颂石像,叭夏贻书来约,余仍以病辞。”这里说的“石像”并非石制,而是铜制,即举世闻名的美国标志之一自由女神像。

说起自由女神像,我还有一件尴尬事。2013年去美国查资料,抽空买了张Circle Line Sightseeing Cruises的票,坐在船上看自由女神像。那天我是第一趟船的第一个乘客,船开动后有位白头发白胡子,看着有50+的老先生在船上给大家讲解,介绍沿途经过的景点历史和轶事。我一直在看景+拍照,有一搭没一搭地听,讲得挺好也挺幽默,最后船靠岸,大家排成一队下舷梯,老先生在岸上和每一位乘客“握手”告别,还有三个人就到我的时候才注意到原来大家是在趁握手的时候给小费!我只知道吃饭要给服务员小费,不知道还要给讲解员,在此之前根本没听说有这样的规矩。现金装在我背包内侧一个隐秘的小袋子里,根本没时间掏;如果到跟前停下来现拿钱塞给人家又太无礼,真的非常尴尬,虽然老先生和我握手的时候没感觉到钱但还是以微笑回应我的Thank you。

我2013年在船上拍的自由女神像

尽管张荫桓没有去参加自由女神像的落成仪式,但他在日记里还是对自由女神像作了介绍,细节可能是参考了当时的报纸,“此像安置拔劳海岛(贝德罗岛,Bedloe’s Island),为鸟约入口处,近看河海,远览墨欧,亦殊得地。像为女身,略如吾华之观音大士,纯以白石雕镂,光洁绝俗,下承以础,高八丈九尺,像高一百十一尺六寸。头面阔一丈,两眉相距二尺六寸,鼻准长四尺六寸,臂长四丈二尺,腰围厚三丈五尺,口阔三尺,左手挽一石碑,长二丈三尺六寸,阔一丈三尺七寸,厚二尺。碑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七月四号’等字,盖即华盛顿开国之日也。右手举一石盏,其大小可容二十人,储火照远以备夜船往来,傍置小梯,为他日重修之地。西人谋事至深远矣。”张荫桓对自由女神像以“观音大士”作比倒是挺形象,而且观音大士是普渡众生,自由女神是自由照耀世界,都是为全人类服务。

正如张荫桓在日记中所说“此为法国赠美国自主之像”,这尊塑像是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以庆祝南北战争的结束和奴隶制的废除。塑像的设计者法国人巴特勒迪(Frédéric Auguste Bartholdi, 1834-1904)在获得时任美国总统格兰特的支持后,法国和美国分别成立建设委员会,由法国负责塑像的设计、制作和运输,美国负责塑像底座的建设。最先完成的是塑像的举火炬手臂部分,并在1876年8月运往美国参加了费城百年博览会,之后又运往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展出至1882年。之后完成的是塑像的头部,并于1878年安放在巴黎世博会的会场向公众展示。主持塑像内部结构的是后来设计建设了法国埃菲尔铁塔的居斯塔夫·埃菲尔(Alexandre Gustave Eiffel, 1832-1923)和埃菲尔的结构工程师莫里斯·克什兰(Maurice Koechlin, 1856-1946),他们确定采用铁桁架为内部支撑,压制成型的薄铜皮外表用铆钉挂接在桁架上,这样既可以减轻塑像的重量,也可以保证其在港口大风情况下的强度,实际上这种方法在当下的新建筑上应用的非常普遍。1884年7月4日,也就是在美国国庆日这天,塑像完成了在巴黎的组装并举行了完工仪式。

1876年在费城展出期间的自由女神像右手臂

移往纽约麦迪逊广场展出的自由女神像右手臂

在1878年巴黎世博会期间展览的自由女神头胸部

正在制作像身的巴黎工厂,左二即设计师巴特勒迪

制作像身的巴黎工厂内景,可见自由女神像的1:1和1:4模型

正在巴黎试组装的自由女神像

尽管塑像已经完工,但是美国那边的塑像底座工程却进展缓慢,因为受当时经济衰退的影响,从美国民众那里募款很艰难,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法国人既然要送我们一尊铜像作为礼物,为什么不连同底座一起送了?就在工程资金最紧张的时候,后来设立了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 1847-1911)发布募款广告,声明无论为这个项目捐多少钱都可以把名字印在他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上。这一呼吁立刻获得读者的响应,很快所需资金就到位了。1885年6月17日,自由女神像的部件从法国运抵纽约,次年4月底座工程完工,最终,1886年10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主持了落成典礼。张荫桓在日记里说这一天“适大雨泥泞”,原本要举行的焰火燃放推迟到了11月1日。

正在建造中的自由女神像底座,1884年

正准备吊装自由女神像的面部,1886年

1886年10月28日,围观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礼的船只

正如巴特勒迪最初为这尊塑像定名“自由照耀世界”(La Liberté éclairant le monde)的初衷,自由女神像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关这一意识形态的赞美和批评从其落成一直持续的现在,特别是在当下的世界,如何理解如何践行还有许多讨论的空间。不管怎样,人类追求自由是本性使然,最后借克利夫兰总统在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礼上的一句话作结尾:“光亮必将刺穿无知和人类压迫的黑暗,直至自由照亮世界。”(stream of light shall pierce the darkness of ignorance and man’s oppression until Liberty enlightens the world.)

1898年的自由女神像

张荫桓和油果子

张荫桓在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1894年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侍卫处昨传辰初上御丰泽园演耕。寅正起,趋诣福华门,府尹、府丞先至矣。俄尔熙尚书、陈侍郎、翁尚书续至,志侍郎以礼部奏事成差亦至,辰正乘舆从西苑门来。户部堂官站班于铁轨路侧,上入黄幄更衣,庆邸跪叠袍摺,上扶犁,熙尚书进耒耜,府尹进鞭,翁尚书播种,余执匡,府丞捧青箱以随,一周而毕。上由旧路还宫,余从翁尚书渡金鳌玉蝀桥出椒(蕉)园门乘轿。余轿班未备,翁尚书偕坐神机营堆子相候,余轿既至而饥甚,固请大农先行,余购食乃返。适皇后诣颐和园请安,门外须回避,卖什物咸他往,极费力乃得油果子两枚。近日胃气不?,易饱易饿,殆无如何矣。”

辰时是上午7点到9点,寅时是上午3点到5点,也就是说皇上早上7点去丰泽园演耕,张荫桓凌晨3点就已经去福华门候着了,能不饿吗!可怜张荫桓,遇上皇后要去颐和园给慈禧请安,结果金鳌玉蝀桥两侧的福华门、蕉园门一带卖什物的小贩都被赶走了,跑了老远才找到“油果子两枚”。油果子就是油条,不过张荫桓用的量词是“枚”,我们现在说邮票、鸡蛋、古钱、勋章都论“枚”,都是些不大的东西,油条也论枚,是张荫桓故意夸张还是那油条真的很小?好在人见人爱的赫达·莫理循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北京拍了一组炸制油条的照片,看了这些照片就能理解为什么张荫桓要论“枚”来称呼油条了。

1913年地图中的福华门(红圈中),与今北海公园西南门(阳泽门)相对,现在已封闭。

1913年地图中的蕉园门(红圈中),与今北海公园南门相对,现已封闭。

1913年地图中的丰泽园(红圈处),光绪皇帝曾在此演耕。

1913年地图中的西苑门(红圈处),也是南海子的东门,与紫禁城西华门相对。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西苑门,赫达·莫里逊摄

1864年在福华门外金鳌坊下的小吃摊,他们的主要顾客就是那些要去西苑办事的官员们。

1870年代上海卖油条的小贩,在照相馆中摆拍,这油条的个头够大,无论如何不能论“枚”的。威廉·桑德斯摄

炸油条要先切成面剂子

把面剂子拉成长条

炸油条,看这油条就能理解张荫桓为什么论“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