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具体战役上双方互有胜负，但也导致恭亲王奕䜣领导的军机处和法国的茹费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 1832-1893，时任法国总理）政权下台，最后《中法新约》签订，中国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并开始在台湾设省，北洋水师的组建也开始实施。1880年代已经开始流行玻璃干版，拍摄照片变的相对容易，花费的时间要少，成本也要低。尽管如此，拥有发明摄影术这一桂冠的法国人并没有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热爱用摄影术去记录战争，竟然没有专门的摄影师随行远征军，倒是一位热爱摄影的二级急救医官查尔斯·爱德华·奥卡尔（Charles-Édouard Hocquard, 1853-1911）拍了不少照片，而且有意思的是奥卡尔在远征军中的另一个任务是测绘摄影师。看来法国人应用摄影术有其浪漫的一面，比如艺术创作，也有严谨的一面，比如绘制地图，巧合的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国远征军里留下知名作品的查尔斯·杜宾（Charles Louis Desire Dupin, 1814-1868）也负责地图测绘。实际上奥卡尔医官还在圣宠谷军医院学习时就着迷于摄影术，并把其应用到眼科治疗中。
作者： jnxu
普陀山普济寺永寿桥的三张照片
普陀山普济寺前有方莲花池，名海印池。池上有桥三座，东边的这座叫永寿桥，建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从永寿桥东南向西北拍摄，这个角度很多摄影师都尝试过，我选了不同时期三个人拍摄的作品，按时间顺序分别是1860年代佚名、1871年汤姆逊拍摄和1930年代郭锡麒（1895-1976）所摄。郭锡麒是广东中山人，字清观，1929年加入华社，是华社的核心人物之一。
上海嘉定汇龙潭
1988年夏天我第一次去上海，住在嘉定的二伯家，所以当时的主要活动范围也是在嘉定。那时候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儿，旁的印象都不深，只记得被带着去了几次汇龙潭公园。但是也仅仅止步于此，公园里有些什么也没留下印象，后来虽然去过多次上海，但都再没有回嘉定，没想到的是，我现在了解汇龙潭，靠的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老照片。
1869年以前的杭州
这次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克莱尔相册版本只选了3张杭州的照片，其中一张能看到保俶塔的比较常见。其实在克莱尔1869年离开中国时带走的相册中有好几张杭州的照片，1995年的德文版里选了3张（其中一张经过后来看到原片后我考证是苏州，并非杭州），和这次的中文版没有交集，我翻拍放到这里以飨同好。
上海嘉定附近的两座古桥
最近借着看《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的余温，把1995年德文版介绍克莱尔的书又翻了翻，有新发现。
发现几个甲午战争的新人像
一个案子，假以时日，当分散的线索终于可以关联起来的时候，真的非常令人兴奋。
广州光塔
过去没怎么见诸报端的ISIS，在最近一年里曝出的新闻频频轰炸我的神经，前几天又把亚述古城遗址尼姆鲁德炸毁了。在中国，没有大的自然灾难的情况下，关系民生的建筑往往会存续下来，并且往往能保持最初的面貌，其次是民间的宗教建筑，在中国人被要求破除宗教信仰之前各地都保存着大量的小庙小观。而国家级的宗庙建筑，往往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时候第一个被毁。虽说现在信仰又自由了，但各级政府都得靠卖地卖房子生存，保存了几百年，甚至更久的建筑（以及墓葬），在钱面前都排不上号，在推土机的铲斗前灰飞烟灭了。
北京的汽车
夜晚下班高峰的时候站在北京任意一条主干道的天桥上，红色尾灯和白色前灯汇成的两条“光河”，以及停车场般的现场感，已经不会再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感到震撼了。据统计，2014年全国的汽车保有量是1.4亿辆，北京的汽车保有量537.1万辆，居全国第一。最近在媒体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实行机动车按照单双号出行的讨论，以前总是听说美国是车轮上的国家，现在的北京快成为车轮上的城市了，北京和汽车，又有哪些故事呢？
北京烤鸭
如果你认识一位外国友人，恰巧他将造访北京，欲尽地主之谊的你想请他搓一顿，品尝北京的特色饮食，让友邦人士感受下我大中华深邃的饮食文化，我想，备选名单里一定有烤鸭或涮羊肉，如果想照顾外国人分餐制的饮食习惯，那多半就只会选择去吃烤鸭了。
影像价值的转换
1900年在中国发生的庚子事变，西方媒体描述之的核心是被困在使馆区（主要在英国使馆内）和北堂的神父、修女、信徒们是如何被解救的，我们所说的“八国联军”对他们来说是前往北京解救同胞的“远征军”。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保护人权的行动，这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在当时的西方世界看来，妇女、儿童和老人被围困，没饭吃没水喝，遭受炮击、火攻之苦是极不文明的。我们现在看IS斩首人质感到的恐惧、鄙夷和谴责与百多年前西方人看我们当街斩首人犯的感受差不太多。历史的细节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只想片面的举一例说说影像的价值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