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二十世纪的第一年，义和团运动大规模爆发，清政府对英、法、德、美、日、俄、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根据最近发现的一本1902年法国出版的画册记载，在各国派往中国的部队中，法国远征军的侦察部队还携带了一具热气球，在北京和天津两地使用其进行了侦查，并留下十数张航拍照片，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航拍影像。

这本画册名为LA CHINE A TERRE ET EN BALLON，前言中介绍说是参战的法国远征军官兵们为纪念此次出征而特别制作的。每页有图3-10张不等，共收录了普雷森特上尉（Captain Plaisant）、卡梅尔上尉（Captain Calmel）和迪舍尔上尉（Captain Tissier）三人拍摄的照片272张，全部采用凹版印刷，细致精美，另有简单的文字说明结成目录。画册中的航拍照片共12张，均由普雷森特上尉拍摄（有一张鸟瞰景山的照片标注为卡梅尔上尉拍摄，但根据其他的照片推断应属印刷错误）。其中在北京拍摄的8张，在天津拍摄的4张。当然，摄影师不可能只拍摄了这12张照片，在1901年日本发行的《北清事变写真帖》中还收录有一张航拍的照片，是在琼华岛东岸上空向南拍摄的紫禁城西北角，从拍摄的内容和角度判断应该都出自这位法国上尉之手。很遗憾，我没能找到此次热气球侦察飞行的相关中文记载，没法了解当时国人对这一“高科技”的新鲜事物作何感想，只能试图通过摄影师拍摄的这些照片来还原当时的过程。1900年某个寒冷的冬日，天气晴朗，法国远征军的官兵把热气球运到西苑（今北海公园）琼华岛东侧，升空后分别向东拍摄了景山、向东南拍摄了紫禁城、向西拍摄了琼华岛白塔；热气球航行（早期的热气球不像现在可以自如地控制升降，只能将热气球充满气后由人力在地面牵引）至西安门东侧，摄影师又向北拍摄了西什库教堂东北角地雷爆炸后留下的巨大弹坑、向西拍摄了西什库教堂、向东拍摄了景山、金鳌玉蝀桥和紫禁城、向东南方向拍摄了已经腾退但还未拆除的蚕池口教堂；热气球再次升空是在东交民巷法国使馆（今台基厂南口向西，东交民巷路北，原纯公府）附近，摄影师向东南方向拍摄了被战火蹂躏过的使馆区。在天津，普雷森特上尉在热气球上拍摄了海河上的浮桥和天津火车站、海河南段的民居，天津内城，其中旧城北门清晰可见，还有被毁的使馆区。

这批留存下来的影像包含的信息非常丰富且珍贵，既能看到二十世纪初北京皇城西部及东交民巷的建筑布局，又能看到饱经战火蹂躏后的北京城。比如图四，是摄影师在西安门东侧向东南方向拍摄的，远处能看到因1900年大旱而已经干涸的中海；西岸的紫光阁和已经被废弃的慈禧御用的小火车；紫光阁西边墙外是1887年就已经完成腾退搬迁的蚕池口教堂，很多学者都认为这座教堂在搬迁当年就遭到拆除，但是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直到1900年底，蚕池口教堂仍然存在，而且能幸免于战火，毫发无损；蚕池口教堂北侧路边（今西安门大街）两侧的民房因靠近西什库教堂都成为了废墟；照片右下角还能看到座南朝北，皇城八庙之一的永佑庙山门，这都为了解过去北京城的布局提供了重要而直观的资料。

(原文发表在2010年2月号《摄影世界》，插图参考中国最早的航拍之一和中国最早的航拍之二)

过去商人都喜欢在发生过火灾的地方开店，火烧旺地，吉利。按照这种理论，澳门最旺的地块我想应该就是大三巴牌坊了。

大三巴，很容易让人误解的名字，来自葡萄牙语“圣保禄São Paulo”的中文发音，“大”是指最大的，因为1580年，在澳门圣保禄山上建立了当时该地区最大的教堂——上天主之母教堂（A lgreja da Madre de Deus）。可惜这块地方实在太“旺”了，竟然在1595年和1635年两次失火！后来由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斯皮诺拉神父设计，于1602年奠基，开始了这座建堂的第三次重建。大教堂命运多舛，1835年再次毁于大火，仅遗建筑正立面，因形似中式牌坊而被称为“大三巴牌坊”。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整个建筑被精心的保护起来。有个细节，每次对其进行维护的时候，都会用一张巨大的印有其照片的幕布挡住，这样不会耽误前来旅游拍照的人。

大三巴牌坊的老照片不少，我找了三张时间相对较早的：

第一张是约翰•汤姆逊于1870年拍摄的，大教堂已经不在，阶梯旁边的建筑看着很新。

第二张是赖阿芳拍摄的，拍摄时间在1870年代初，阶梯旁的建筑相比1870年稍微旧了些。

第三张照片所附的文字说明中提到是1872年拍摄的（原文“destroyed about forty years ago”,即1835+40=1875），作者佚名。阶梯旁的建筑被烧毁了。可见在赖阿芳拍摄没几年后就再次遇火，把阶梯旁的建筑也都烧毁了，可见这块地得多旺！

1875年的大三巴牌坊细节

2009年秋季某拍卖会上，一张5寸大小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以28000元的价格成交。这张齐白石的肖像流传很广，几乎每种齐白石的画册上都会选用这张照片。但是，现在来看那张照片很可能不是原底洗印的，不过这个问题我不想深入讨论，只想说说几个版本的齐白石的肖像。

齐白石（1864-1957），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著名画家之一，中国艺术品拍卖会的风向标。名璜，小名阿芝，字渭清，号兰亭、濒生，别号白石山人，并有齐大、木人、木居士、红豆生、星塘老屋后人、借山翁、借山吟馆主者、寄园、萍翁、寄萍堂主人、龙山社长、三百石印富翁、百树梨花主人等大量笔名与自号。齐白石是木匠出身，他早期的绘画风格并不为世人接受，直到晚年才得到认可，可谓经历坎坷。

摄影大师郎静山曾经至少拍摄过两张齐白石的肖像，而且都是半身坐像。一张是1946年拍摄的，在中国摄影家出版社《摄影大师郎静山》中有收录，另一张收录在1972年台北出版的英文版PhotographicWorks of Chin-San Long，拍摄年代也是1946年。不过这两张照片差别很大，一张齐白石拄着拐杖坐在室内，没有戴帽子，另一张戴着貂皮帽坐在室外，背后还有一棵小树。郎静山并不擅长拍摄人像，这两张照片不能很好的反映出齐白石所经历的世事沧桑。

郎静山于1946年拍摄的齐白石肖像，另一张戴帽子的肖像欠奉。

郑景康（1904-1978），广东中山人。曾就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课余兼习摄影。1930年在香港开设景康摄影室，擅拍人像，用光、构图都十分考究。1934年即在北平举办个人摄影展，是中国较早举办个人影展的摄影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从香港到武汉，任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摄影室主任，拍摄了大量有关抗日救亡活动的照片，曾赴台儿庄战役前线作摄影报道。1940年底赴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等单位工作，拍摄了大量边区军民的珍贵照片,举办了个人摄影展览。1942年起，在延安开办摄影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摄影工作者。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研究室主任，新华通讯社人像室主任、摄影部研究员、中国摄影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78年病逝。他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齐白石、华罗庚、吴运铎等拍摄过肖像。这些作品形神兼备，是经典的摄影作品。

郑景康于1956年拍摄的齐白石肖像，国图藏《中国摄影年鉴》1958年版的复印件（扫描不方便太复杂了）
从网上找的一张1958年《中国摄影年鉴》照片，左半页就是郑景康拍的齐白石肖像
流传最广的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另一张目光平视的欠奉。

我看过郑景康拍摄的齐白石肖像三个版本，都拍摄于1956年。一张收录在1958年版《中国摄影年鉴》，也是半身像，也是拄着拐杖，我个人觉得照片中的齐白石不是很放松，头歪向一边，想必老人没有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表现出来；第二张就是流传最广的那张，这张可以说是白石老人的“大头照”，他侧着身子，头偏向镜头，嘴微张，光线从高处打在脸上，眼神中充满了历尽沧桑的自然与放松，能感受到一代宗师的气场；第三张是一个极少见的版本，从未见诸任何公开著录，应该是和流传最广的那张同时拍摄的，唯一不同的是白石老人没有看镜头，而是眼神平视远方。虽然光线、构图也都很精彩，但是没有看镜头导致缺少了和观看者之间的眼神交流，稍逊。不过，郑景康拍摄的肖像时使用的都是大尺寸底片（8*10英寸），这张照片是用原底洗印的原尺寸照片，由于景深的原因，白石老人的五官、花镜、老年斑都非常的清楚，皮肤极有质感，每根胡须都能数清楚，甚至有有种伸出画面的感觉！

纵观我能看到的几张齐白石肖像，我个人认为从摄影艺术角度来说最精彩的是郑景康拍摄的流传最广的那张，但是我还没有见过原底洗印的实物；在见过的实物里面，最精彩的就是郑景康拍摄的白石老人目光平视的那张。

上个星期一个台湾朋友来京，送了我一盒南普陀素饼，厦门特产，绿豆馅，甜度合适，吃完不烧心，好吃！LP也觉得好，又在淘宝上买了三盒，分别是绿茶、芋泥和南瓜馅的，还是好吃！

南普陀寺是厦门的著名古刹，就在五老峰前。据说南普陀寺始建于唐末五代，时称泗洲院。北宋时改建，称无尽岩。元毁。明初复建，更名普照寺。清初又废。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4 年），施琅大将军收复台湾后驻镇厦门，才捐资修复这座寺院。这次复建，还加盖了大悲阁，供奉观世音菩萨，并以之与浙江普陀山观音道场相类比，更名为南普陀寺，后又经不断改建扩建，现在已成为闽南最具规模的名刹之一。

厦门开埠早，不少外国人都去游览过这座闽南名刹——南普陀寺，因此留下照片很多，特别是大悲阁，因为大悲阁建筑繁复精美，是典型的闽南风格，比较容易吸引摄影师的镜头。在大悲阁的老照片中，有一张是该建筑的正面特写，好几个国外的dealer都认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880年代，不过我最近在整理约翰•汤姆逊的作品时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在1860年代。

佚名拍摄的厦门南普陀寺大悲阁，1860年代
约翰·汤姆逊拍摄的大悲阁，1870年

先说汤姆逊这张，他是1870年去的福建，因此拍摄时间可以确定。他那张照片中的大悲阁前悬挂了两块匾，外面这块写的是“法雨频施”，里面的这块是“慈航普济”。但是很明显从正面特写那张上看不到那两块匾，反而是多了一幅对联。所幸手头这张照片的版本和品相都非常好，即使不借助放大镜也能看清对联的书写时间是“同治七年戊辰春月”，也就是1868年春天书写悬挂的。按理说一对木对联应该不会刻两年，待到1870年汤姆逊拍照以后才挂上，因此基本可以判断出这张照片应该早于1870年。

对联上的文字，看哪位同好能查到对联的作者

当然，以上只算做猜测，证据不实，万一当年的确就赶上一个刻字慢的，真刻了两年才完成呢？也不是没可能。因此我又在互联网上找了三张1890-1900年代的大悲阁照片，很明显这两张照片中的大悲阁都悬挂有匾额，也就是说自1870年汤姆逊拍摄之后，大悲阁的外部装饰至少延续到了1900年，这就完全可以断定那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在1860年代。

至于为什么1870年就摘去了才挂了（最多）两年的对联，我猜想也许是对联被移往他处，或者写对联的这位官员因为犯事儿进去了，寺庙为了避免牵连而撤去了他的墨迹，换了两块匾作装饰。我非常想弄清这幅对联的作者是谁，但是只能看清前面的头衔有“花翎”、“中营”、“总”、“敬立”等字，唯独“敬立”两字前的作者名看不清楚，只能大概猜是“廖（廓？）文弟（景？）”，但是查了好半天也无果。

总之，现在的大悲阁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好不好看我就不评价了。这张照片品相这么好，是个绝佳的1860年代蛋白照片的标本，也算是一个漏吧（因为大家都认为这张照片是1880年代拍摄的），如果谁有机会再看到这张照片，一定不要犹豫，拿下吧！

1859年4月，太平天国的军队攻破清军江南大营，直逼上海。

上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取代了“一口通商”的广州的地位，成为大清帝国最重要的外贸城市，加之逃避太平军的江浙富商蜂拥而至，使得上海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为大清帝国的金融中心。太平军剑指上海让两拨人慌了手脚，一方面是在沪富商担心上海重蹈南京、苏州之劫难，一方面是在沪有重要商业利益的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担心上海沦陷会影响自己的商业利益，因此，各路“神仙”都开始了活动。时任上海道台的吴煦、候补道杨坊联合绅商，雇佣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 1831-1862）组建保卫上海的军队。这支军队开始都是由在华洋人组成，后来招募了华人，配以西式装备，采用西法训练，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支洋枪队在松江、青浦等地率胜太平军，因此被清政府冠以“常胜军”名。后来华尔在慈溪战役中被击毙，部队转由另一个美国人白齐文（Henry Andres Burgevine, 1836-1865）率领，其间白氏和上海政府方面因为钱饷的事情闹的不愉快，结束了合作，最后由英国工兵上尉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重整常胜军，最后常胜军在1864年攻下常州后被解散。

而英美方面先是和太平军接触，试图说服他们不要攻打上海，结果太平军没吃这套，英美立即拿出“B计划”，转而支持清政府，并给常胜军等军队提供先进武器和装备。

除了在上海较劲的这支上海地方政府的现代化武装外，在宁波还有两只类似的军队。这两支军队背后的利益争夺更复杂，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较劲。

1861年太平军克宁波后，由英国驻宁波领事馆牵头，征募了一千多名华人，同样配以西式装备，采用西法操练，因为部队中士兵均以绿布裹头，因此又被称为“绿头勇”（怎么听怎么别扭，总是让我想起绿头的Fly）。据《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历史卷》载，这支部队在1862年夺回宁波后由科克上尉统领，下辖两队，一支名“常安军”，一支名“定胜军”。

“绿头勇”是英国支持的，还有一支法国支持的，牵头的是左宗棠、法国驻宁波舰队司令勒伯勒东（Le Brethon de Caligny）及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quel，1835-1886）。这也是一支西式装备、西法训练，主要由华人组成的“现代化”军队，俗称“花头勇”。这支部队由勒伯勒东直接指挥，在浙江境内连连战胜，被称为“常捷军”。后来勒伯勒东在绍兴战死，常捷军改由达尔第福（Tardif de Moidrey）和德克碑（Paul D. Aiguebelle）统领。

不管组建的目的为何，为谁效力，“常胜军”、“常安军”、“常捷军”均可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部队。关于这些军队的详细历史，比如装备的情况、组成的情况等等，无论中英文料似乎都少有提及，影像资料更是凤毛麟角了。我搜集了一些老照片，据我考证应该都是英国人在宁波组建之“绿头勇”的。

这张照片来自英国某博物馆收藏的包腊相册，包腊当时在宁波海关任职。照片说明清楚地写着是“Anglo-Chinese force on parade”，即江边的中英军队，左侧是宁波城的城墙，军队后面的建筑即宁波海关。这张照片的获得感谢rishon、HK和黑龙。

这张照片来自私人收藏，从城墙、小路、背后的建筑都可以判断出拍摄地点同上一张。只可惜由于风和长时间曝光的原因，旗子上的字看不到。这支军队配有三门口径不同的火炮，后面的箱子我猜测是弹丸和火药，每门炮还有专人擦拭炮膛内残留的火药（一旁拄“棍”者）。

这张照片曾在2009年“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展上展出过，那个斜倚在大炮上的外国军官和上一张照片中的外国军官是同一人。

这张照片有约翰•汤姆逊拍摄，没有发表过，收藏在维尔康姆图书馆。从士兵的打扮和大炮的样式能判断出也是“绿头勇”的。

这张照片出自约翰•汤姆逊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书中说这支部队是驻扎在宁波的Anglo-Chinese force，由Colonel Cook 和Major Watson指挥。不知道这个“Cook”是否即前文提到的“科克”。

常字头的几支军队都在太平天国覆灭后（1864年左右）解散，常胜军的一部分转为李鸿章的淮军部，宁波的军队有一部分转为当地政府的护卫武装。汤姆逊在宁波拍照的时间是1871年，包腊的同批照片都拍摄于1860年代，因此，我推断第二、三张照片也应该拍摄于1860年代，粗略的时间范围是1864-1871年。

李鸿章（1823-1901），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谥文忠，安徽合肥人。中国清朝末期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上面这段简历，引用自维基百科。其实只要在任何一个互联网搜索引擎中以“李鸿章”为关键字进行搜索都能找到数百万条信息，因为李鸿章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几乎清末所有的重大事件他都有参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引进铁路、轮船等近代科技、筹建北洋海军、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和天津机器局、创办轮船招商局、签署《马关条约》、参与戊戌变法、经历义和团运动、签订《辛丑条约》等等。评价李鸿章在近代史中的对与错，很难。我想，尽管他身上有中国官场上固有的劣习（这个一定有），但是他肯定还是希望皇上好，希望大清朝好，希望中国好，否则不会积极倡导洋务运动，积极引入西方先进科技。然而，历史大背景和当时中国的背景又不能让他完成唤醒中国的重任，单纯从这方面说他又是一个悲剧，是个“裱糊匠”。

李鸿章接触摄影术很早，在镜头前不会像其他清代官员百姓那样扭捏不自在，现在留下的他的照片非常多，我甚至认为他可能是1901年以前被拍照最多次的中国人。我试着整理了几张他的单人坐像。

约翰·汤姆逊于1871年摄
费斯勒于1874年摄
佚名摄。和费斯勒那张应该是同年拍摄的，前不久刚以近18,000元的价格成交。
梁时泰于1879年摄。有幸过手两张，一张可能已经易主，另一张被藏家自己裱了一层底板，品相不是那么好了。
佚名摄于1880年代。图片来自互联网。
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所摄。图片来自互联网。

1896年出访欧洲所摄。图片来在互联网。

詹姆斯·利卡尔顿于1900年摄于天津李鸿章寓所。

詹姆斯·利卡尔顿同时拍摄的另外一张。

佚名摄。大约在1900-1901年。图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