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张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像

最近微博上在传一张李鸿章的坐像,手工上色,便装,卡纸上有李相的题字“大清钦差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奉送大美前君主格”,说明这是送给美国前总统(第18任)格兰特的。很明显,这是一张梁时泰拍摄的照片,我的博客上曾经介绍过他拍的另两张李鸿章坐像。格兰特卸任总统后环游世界,1879年曾在天津停留并和李鸿章见面,两人拍了一张合影,也是梁时泰所摄。这张合影也有很多可说的,比如用光。从茶几、两人脚下的光斑来看,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梁时泰肯定用了不止一组光源,有正面的打光(两人面部都很亮),还有从上面打的光。也许你会说这些光斑都是后人PS的结果,包括被抠去的背景,对此我并不认同,PS出来的光斑不会是这样的效果。

又一张梁时泰签名照

最近又看到一张梁时泰1878年(光绪四年)拍摄的李鸿章坐像。虽然和之前见过的那张上色版以及生和照相馆的CDV版内容一样,但是梁时泰的题记内容却不一样。上色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三月念七日,时在津门照于本衙西花厅。梁时泰敬照并志。”这一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闰三月下澣照于本院公余处,庽津杏花邨,梁时泰敬识。”(“澣”通“浣”,“下澣”即官逢下旬的休息日,亦指农历每月的下旬)对照这两版题记,照片的地点就是在天津李鸿章衙门(直隶总督衙门)的西花厅拍摄的;拍摄时间记载一致,可以确定就是光绪四年三月廿七日,换算成公历即1878年4月29日,再过几天这张照片就拍摄133年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庽津杏花邨”。“庽”通“寓”,就是指住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梁时泰在天津照相馆的位置!可惜查了半天没发现天津现在有叫“杏花邨”的地名。

梁时泰在香港

最早在中国开设照相馆的几个华人摄影师,都是在香港或广州向外国人学习的,比如广州“宜昌”的老板张老秋、福州的谢芬、广州“缤纶”的温棣南,上海的“苏三兴”,天津的“时泰”的梁时泰。而且这些摄影师都曾辗转多个城市,从南到北,梁时泰就是其中之一。《中国摄影史》上说梁时泰是从广州去的上海,然后从上海去的天津,没有说他在广州之前的情况。在《上海摄影史》中有一句简单的描述“在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先后在香港、上海、天津等地开设照相馆。”他在天津活动的时间很长,现在发现的大部分有他签名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在天津、北京等地拍摄的,在上海和香港的作品极少(至少我之前没有见过)。最近,刚发现两张梁时泰在香港期间拍摄的CDV照片,背后有印章“时泰影像”和“SEE TAY”(我在另一篇博文里介绍过他的几种签名http://jiuyingzhi.com/antiquephotos/92.html),而且还注有他在香港的店址,正是当时香港照相业最集中,竞争最激烈的皇后大道,可能正是这种激烈的竞争让梁时泰不得不另觅出路,最后在天津一展拳脚,成为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梁时泰作品的不同签名

摄影术是舶来品,早期在华从事摄影的主要都是外国人,但是好学的中国人中很快就有人通过接触洋人而掌握了摄影术,并能以此为生。1870-1890年代除了在香港、澳门、广州一带较活跃的赖阿芳(Lai AFong)外,内地的华人摄影师要数梁时泰最知名了。据1987年版《中国摄影史 1840-1937》中介绍,“光绪初年,广东摄影师梁时泰由上海来天津开业。”,没有更详细的文字。从现存梁时泰作品中,能看出他和官方的关系很好,曾为醇亲王奕譞、李鸿章、访华的美国总统格兰特都拍摄过肖像照,还和军方关系密切,拍摄过清军的布阵和站队,另外他应该能用外文(英文或法文)和在津外国人沟通,比如他应邀拍摄过天津英租界的戈登堂、天津法租界领馆和访津的美国军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