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手杖

美国前总统格兰特遗赠李鸿章手杖的故事总会作为中美关系的轶事拿来说,当然也有揶揄李鸿章脸皮厚直接要人家东西的网文引用,总之,这个故事在网上书上一搜一大把,大同小异,都是你抄我我抄你,很少有人会提这个说法的来源,更少有人考证其真实性。

佐之麦信坚

年前一位朋友发来一张合影让我帮忙辨认里面的人都是谁。照片挺常见的,是1901年醇亲王载沣赴德国谢罪期间与随员的一张合影,网上一般解读为路过香港时所摄,会把其中的载沣、张翼、荫昌标出来。照片虽然常见,但我从来没有深究过里面都有谁,借着这个机会弄清楚也不错。正好手头有些资料,加上王志伟兄提供的这张照片当时刊登在德国报纸上的截图(有人名标注,德文花体字),很快就把每个人都辨认出来了。写在这里一方面是因为朋友的书已经上架,我可以写出来了,作为工作笔记;另一方面,是这张合影里一个有趣的细节。

又一张梁时泰拍摄的李鸿章像

最近微博上在传一张李鸿章的坐像,手工上色,便装,卡纸上有李相的题字“大清钦差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 奉送大美前君主格”,说明这是送给美国前总统(第18任)格兰特的。很明显,这是一张梁时泰拍摄的照片,我的博客上曾经介绍过他拍的另两张李鸿章坐像。格兰特卸任总统后环游世界,1879年曾在天津停留并和李鸿章见面,两人拍了一张合影,也是梁时泰所摄。这张合影也有很多可说的,比如用光。从茶几、两人脚下的光斑来看,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梁时泰肯定用了不止一组光源,有正面的打光(两人面部都很亮),还有从上面打的光。也许你会说这些光斑都是后人PS的结果,包括被抠去的背景,对此我并不认同,PS出来的光斑不会是这样的效果。 重新说回这张新发现的李鸿章坐像,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一直强调的摄影术在中国传播早期商品性大于艺术性观点的例证。去过旅游城市,比如杭州的人都有体会,酒店、餐饮、娱乐场所的服务态度都特别好,服务项目多且细致,他们更多的为客人着想,他们挣的就是这份钱。早期在华的照相馆也是一样,特别是因竞争太激烈而从香港“败走”内地的几家,诸如宝记、时泰等,特别是时泰照相馆。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连续在(至少)两年(1878和1879年)内多次光顾时泰照相馆、天津法租界的活动邀请梁时泰拍照,甚至醇亲王奕譞早期也请梁时泰为其和家人拍摄多张肖像。名人是最好的广告,从这三张李鸿章的坐像来看,梁时泰在两张上都题了字,这种题字的照片肯定不是给李相的,大不敬啊!一定是他用来当招牌作广告的,而这张新发现的呢,李相肯定自己也比较满意,打算送人,因此梁时泰的上色非常仔细,而且还在照片四周加了西式的花纹,可另外宾有文化上的亲切感,这在其他同时期的摄影师作品上都是看不到的,这也彰显出其服务的理念,所以生意能做好啊。

梁时泰摄李鸿章坐像

低调的外交官联芳

《辛丑条约》的签订有张很常见的照片,是大清和西洋十一国代表在谈判桌前的合影。最近一篇文章里要用到此图,重新翻出来准备写说明,按照计划是把坐在桌前的各位代表都介绍一下,坐在桌子左边和对面的都是十一国代表,右边坐着的是中国代表,一般文献都说中国代表是李鸿章和奕劻,顺便再把这两位大员因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而骂个狗血淋头。其实在李鸿章的右手边,法国公使鲍渥的左手边还坐着一个中国人,只是因为坐在角落,有些版本的照片里看不清,没有人提。我找到一张能看清脸的,经过比对,确认这名参加谈判的是联芳,并在《穆莫日记》中得到佐证。 联芳的生平很少有资料提到。辜鸿铭写的《张文襄(之洞)幕府纪闻》里有很简单的几句“惟前外务部侍郎升任荆州将军联春卿留守名芳,前在北洋为李文忠僚属十有余年,历办要差。”;《那桐日记》里多次提到联芳,特别是日俄战争时期;《曾惠敏公(纪泽)日记》里关于中法战争的善后有提到联芳;《晚清七百名人图鉴》里说“联芳,字春卿,属汉军镶白旗。毕业于同文馆。1885年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1901年署外务部右侍郎,1903年授外务部左侍郎。1910年任荆州将军,旋以病去职。”从以上找到的这些资料看,联芳早年学习法语,后一直在满清的外交口工作,从1868年的蒲安臣使团到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美、1901年的《辛丑条约》谈判、1904年的日俄战争,可以说是外交口的重臣,但是在已知文献中却鲜有记载,可谓低调,我找了一些他参与过的外交事件照片,按时间罗列如下,希望他的名字不要被历史遗忘。

蒲安臣使团合影1868年蒲安臣使团合影,红色箭头所指即联芳,估计那时候应该20岁上下

李鸿章访英照片的再考证

《紫禁城》杂志今年第三期刊载了一篇文章“李鸿章的八种形象”,文章很好,可是里面的配图我有些含糊:有一张李鸿章和两个外国人合影,说是1896年他环球访问时在英国和时任首相兼外相沙士博雷以及副外相寇松的合影。这张照片在互联网上很常见,我以前也没有注意过是怎么注释的,只知道上海图书馆的《上海图书馆藏历史原照》下册里有个“李鸿章晚年外交”小专题,里面选了好几张他在德、英、美等国的照片,对这张照片的文字注释是李鸿章和格拉斯通及格拉斯通之子格理的合影。格拉斯通是前首相,也是当时英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我凭着这么一点儿印象和朱老师blablabla说了把半天,还答应写篇东西“以正视听”,结果,现了大眼了…… 经过我一番考证(其实没花太多时间),李鸿章的英国之行的确是见了沙士博雷和格拉斯通,并且都和他们有过合影。不过,格拉斯通只是两颊有胡子,下巴上可是干干净净,不似照片里这位,下巴上的胡子也不短,找到两个人的肖像一看便知。我还翻看《李鸿章历聘欧美记》和当时的英文报纸,都表明这张照片是在沙士博雷伦敦的家中拍摄的,同一场景还有一张李鸿章的单人照。这张合影还被收录在1913年William Francis Mannix写的Memoirs of Li Hung Chang中,并被作为前扉一幅重要的配图。 “研究”这张照片之余,我还把上图的这套画册中这个专题里其他几张照片看了下, P253中两图应该都是在俄罗斯,卡纸上的照相馆名都有“москва”(莫斯科)的字样;P254上图是在德国。 书上的说法不可尽信,特别是现代人写的,除非有很确切的考证;互联网上的说法更不可尽信,多数都是不管对错就抄来抄去,也不注明出处。看来以后每条引用自己都要先去证实一下才用了,免得再贻笑大方。

李鸿章和沙士伯雷及寇松的合影我被误导的那张合影,左边老头是沙士博雷,右边的年轻人是寇松

又一张梁时泰签名照

最近又看到一张梁时泰1878年(光绪四年)拍摄的李鸿章坐像。虽然和之前见过的那张上色版以及生和照相馆的CDV版内容一样,但是梁时泰的题记内容却不一样。上色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三月念七日,时在津门照于本衙西花厅。梁时泰敬照并志。”这一版的题记是:“光绪四年,岁次己卯,暮春闰三月下澣照于本院公余处,庽津杏花邨,梁时泰敬识。”(“澣”通“浣”,“下澣”即官逢下旬的休息日,亦指农历每月的下旬)对照这两版题记,照片的地点就是在天津李鸿章衙门(直隶总督衙门)的西花厅拍摄的;拍摄时间记载一致,可以确定就是光绪四年三月廿七日,换算成公历即1878年4月29日,再过几天这张照片就拍摄133年了!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庽津杏花邨”。“庽”通“寓”,就是指住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是梁时泰在天津照相馆的位置!可惜查了半天没发现天津现在有叫“杏花邨”的地名。

lihongzhang-4

利卡尔顿给李鸿章拍了几张照片?

现存有关中国的立体照片中,发行量最大,流传最广的就是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拍摄,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1901年发行的《China: Through the Stereoscope》。关于这套照片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同一个场景拍了几张照片直到今天都是一个疑问,我也在Blog里连着写了好几篇《立体照片找不同》,就是把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比较。基本上,同一个场景至少拍两张(至少从发行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而我最近发现利大爷在1900年9月27日于天津的总督衙门拜见李鸿章时至少拍了四张照片,也就是U & U公司发行的那套立体照片中至少有四个版本的李鸿章!

这张是最常见的版本,中堂大人的形象也最好,既威严又和蔼,很符合当时义和团运动下外国人期望的中国官员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