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克莱尔和他的中国照片

早上一睁眼,就发现我的微信被一个150年前到过中国的瑞士人刷屏了,没错,就是阿道夫·克莱尔(Jakob Adolf Krayer-Foerster, 1834-1900)。这位当时受雇于一家英国公司在中国采购丝绸的商人坐了58天的船于1860年4月19日抵达上海,除了1864年回过一次英国外,多数时间都住在上海,在1868年10月离开中国前游览了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对,都是当时中国主要的丝绸产地。在他的遗物中有一本相册,是中国、日本以及美国的照片,所幸一直保存完好并传到了他的曾孙女手里,更有幸的是这本相册里的内容1995年在瑞士出版了(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今天被刷屏的这条微信就是澎湃新闻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挑选了相册中的91张照片新出版了本画册。
其实,对于关注早期摄影史在中国的传播,或早期来华摄影师的朋友们大都知道他,特别是他那本相册里的部分照片2002年的时候曾在国内展出过,是瑞士驻华大使馆的项目,而且当时最“惊艳”的照片是一张远眺杭州西湖和保叔塔的照片。华东师大出版社这个版本我还没拿到手,暂时无法评价,不过我还是觉得《一个瑞士人眼中的晚清帝国》这样的说法不太妥。这本相册中的照片大多都不是阿道夫拍的,是他“收集”的,比如那张上海外滩的照片就是约翰·汤姆逊拍摄的,收录在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画册第三卷中(有裁剪);还有崇文门外大街那张在东洋文库收藏的相册Views of China里也有,个人浅见应是华芳照相馆“所摄”(AFong,不是阿芳本人所摄,具体是谁改天讨论)。综上,说这些照片代表了阿道夫在中国的所见就不十分准确了。
其实像阿道夫这样的早期来华生活、经商,最后带回去一些中国的照片并保存至今的外国人并不鲜见,那些照片有些进了博物馆,有些散落在交易市场,有些还保存在后代手中,而阿道夫最大的优势在于他自从到中国后一直在写日记并完整保留下来,这为很多背景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确切的佐证。另外选择今年出这本书我想还有政治层面的考虑,今年是中瑞建交65周年,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项目。
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期待华东师大出版社这本画册,这是一个很好的有关中国老照片的出版项目。

香山林亚九

在中西交通的历史上1793年是极具标志性的,马戛尔尼勋爵代表英王乔治三世,率领庞大的使团,携带含有当时最先进科技成果的礼物来到中国,以为乾隆皇帝贺寿的名义试图建立两国间正式的贸易关系。从图像的角度来说,使团中的随行绘图员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绘制了大量客观、精确的素描和水彩画,这在之前欧洲派往中国的使团或传教士中都是没有过的,让西方世界在摄影术还没有被发明前可以更准确的看见中国。其实,这一年除了外国人的西来,还有中国人的东去。

钟楼广场的变迁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微博上贴了张照片:灰色的天空下,一个人站在钟楼广场上,面对钟楼背对镜头,脚下是一堆碎地砖。这张照片甫一出现便在网络上即引起网友的激烈讨论和转发,很多人怀疑,甚至质疑为什么要“拆毁钟楼广场”,最后,官方澄清这是一场误会,只是钟楼广场在更换地砖而已。

你眼里的我和我眼里的你

前一阵子友@刘杳 在微博上晒出两张图AT我,是《文靖公遗集》中的两页。文靖公即宝鋆,曾任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这两页中有他对“泰西照像人”“未士丹忱”(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为自己和同僚董恂、毛昶熙、沈桂芬、成林等人拍照的记录,甚至简单描绘了汤氏的面容。巧合的是,汤姆逊也把他给这几位当时清廷大员拍照的事情写进他的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两厢对照,读起来很有趣。

汤姆逊和赖阿芳的摄影风格异同

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汤姆逊(John Thomson)和赖阿芳都是1870年代很NB的摄影师,虽说他们都是商业摄影师出身,拍照片是为赚钱的(当然,汤姆逊有更高尚的目标驱使,把照相馆和大部分在香港拍的底片都卖了),但不可否认,他们作品的艺术性都非常高,无论构图、洗印的技术在那个时代都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比如爱丁堡公爵当年访(实际上是路过)港,只有他们两人受邀为公爵拍摄肖像。两人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离得很近,是竞争对手,但又惺惺相惜(也许这个用词不准确,因为目前只能看到汤姆逊对阿芳的称赞,没见到阿芳怎么说,这算好基友吗?),汤姆逊曾经这样评价阿芳:在香港有个叫阿芳的中国人,他有着精致的品味,凭着这些作品他在伦敦混饭吃也没问题。(There is one China-man in Hong-Kong, of the name of Afong, who has exquisite taste, and produces work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make a living even in London.)

前门大街的五张照片

北京前门外自明清起一直都是很繁华的商业街,到我上大学的时候,那里还是很热闹,有好多小店,不过据说主要是宰外地人。现在把拆了的五牌楼重建了,前门大街又折腾回“民国”时候的模样,修了一堆假古董。前门大街在中轴线上,算是北京的门面,有好些历史事件都和这里有关,比如庚子事变中这里被烧、北京城最早的火车站设在前门、1949年重演北平入城式就经过前门大街,更别说皇帝去天坛祭个天、两宫回鸾什么的了。从北往南拍摄的前门大街照片有很多,我刚开始写博客那会儿贴过一组沿中轴线从正北向正南看的,今天整理了五张从西北向东南看的,也就是拍摄地点大概都在前门角楼西侧的城墙上,角度相近,放在一起也挺有趣的。

一张被错认的照片

判断一张老照片的摄影师是谁是个困难的工作,需要很多知识的积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签名。很多19世纪活跃的摄影师都有在底板或照片上签名、标示的习惯,且各有特色,即使没有写名字,也可以通过特殊的编号来辨别(例如比托);次之的办法是找靠得住的著录,比如说汤姆逊,他的作品大多都收录在他的著作中,一部分没有入选的也都有底片留存,目前保管在维亚康姆图书馆,容易查找和判断,当然,必须要看很多的画册,而且能记住其中的影像才行;最困难的办法就要先判断拍摄地点和时间,在套用当时当地活动过的摄影师名单,最后靠摄影风格来佐证。实在不能断定的,哪怕再有可能,也应该写佚名。

1870年左右的高雄港

数日前朋友拿来四十张清末的蛋白照片,其中有一组照片相纸特殊(极薄),都裱在卡纸上,卡纸下方有法文的说明,拍摄于广州、厦门、福州、台湾等地,我估计时间在1870年左右。其中一张台湾的照片是在猴山(今寿山)上拍摄的打狗(今高雄)港北部,我很感兴趣,因为这是我见过的最早的台湾照片实物。

约翰·汤姆逊的《镜头前的旧中国/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

这是约翰•汤姆逊另外一部有关中国的老照片书。其实对这本书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游记,只是游记中配了很多他拍摄的照片,其中不少照片都没有在《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收录。这本书出版于1898年,32开,我个人觉得其中记载北京和台湾两处的文字最为珍贵,特别是台湾部分,是有关台湾较早的文字影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