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影志

 广州西关西来正街一带，隋代以前曾是珠江岸。相传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印度的高僧菩提达摩东渡来到中国传教，在珠江登岸，并在登陆处建西来庵。后世信徒尊奉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因而称其当年登陆地为西来初地，这也是“西来正街”的名称由来。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寺内建大雄宝殿，改西来庵为华林寺，成为广州佛教四大丛林之一。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该寺住持抵园和尚奉诏建设了宽31米、深44米、总面积为1364平方米的五百罗汉堂，大门前左右分立一尊金刚，堂平面呈田字形，从门直入，北边神龛供奉有三宝佛，西面神龛供奉地藏王，东面神龛供奉一尊木雕的千手千眼观音立像，回廊供奉五百罗汉像，如真人大小。

 五百罗汉堂建设比较晚，加之广州开放较早，因此留下的影像很多，甚至在建设罗汉堂之前，汤姆逊就曾在1870年访问、拍摄过华林寺。罗汉堂中原有的罗汉像，系拌有纸筋的泥塑，外涂金漆，神态各异。其中最特别的一尊据说是按照马克•波罗的形象制作的。19世纪罗汉堂内景的照片多见，但是这尊“马可•波罗”像的照片却难见。我想主要原因是早期拍摄8×10底片的大机器是“定焦镜头”，不方便拍摄近距离的物体，而堂内巷道宽度有限，施展不开。从现存的照片来看，基本上都是大全景，没有某座罗汉像的特写。一直到了1900年后，明胶照片和镜头技术发展了，才有了部分特写。尽管很少，我还是搜集到几张罗汉堂内“马可•波罗”像的照片。

照片出自波顿·霍尔姆斯1930年版的《旅行日记》

美国《LIFE》杂志1949年拍摄

图片来自“中国记忆”论坛海珠石的帖子http://www.memoryofchina.org/bbs/read.php?tid=23536

美国《LIFE》杂志1949年拍摄

 从照片可知这尊塑像曾经放置在巷道内的一端，头戴西式宽边帽，双目圆睁，颧骨和双眼明显做过针对西方人的处理，不是典型的东方人模样，上嘴唇和下巴留着浓密卷曲的胡须，身披斗篷，里面的衣服对襟（应是西式），双手似乎在把玩什么，右腿盘于台上，左腿自然垂下。

 很遗憾，罗汉堂内五百罗汉像在“文革”时被毁，1997年重立了木雕的五百罗汉像，模样和曾经的罗汉像差别很大。

 另外，在威尼斯的科雷尔博物馆（Museo Correr）现存一尊马可•波罗的木雕镀金彩绘像，据博物馆网站上介绍，这尊木雕像来自中国，制作年代大概是1800-1899年（真和没说一样）。互联网上很多言论说现存威尼斯这尊就是曾经华林寺的那尊。这两尊确实相似之处很多，可能出自同一位工匠之手，但质地不同（一个泥塑，一个木雕），另外文革时所有的泥塑已毁，不可能流入意大利。对比这两个“马可•波罗”像的照片可见，威尼斯那尊手势不同，且左手中放有一球；威尼斯那尊有腿的裤脚褶皱不同。

图片来自威尼斯科雷尔博物馆网站

 尽管这些塑像的建造是出于宗教目的，但现在来看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具体表现，是宝贵的艺术财富，现在的复制品材料再高档，工艺再精美，神韵上也难和过去的相比，因为缺少虔诚的心。

  一直在说，摄影术可以记录历史，而且是真实的，是客观的记录。实际上，在photoshop大行其道的今天，照片记录的内容真的是真实的，客观的吗？

  先说是否客观。什么时候按下快门，取景框里显示着什么都是由摄影师的意志决定的，是人的决定就不可能客观。同样的事件，选取不同的拍摄角度对观者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比如2009年的“3•14”事件，国外媒体登的尽是我们的防暴警察的照片，警察本来就是“强势”的代名词，不明真相的人一看就觉得是政府如何如何了，咱们的媒体上都是被烧毁的店铺，被砸毁的汽车什么的，虽说相对客观些，但实际上想表达的还是暴乱分子的残忍和破坏。

  再说是否真实。为了政治宣传的需要，很多新闻照片都要被修改后才能发布，这个传统各个国家都有，不只我们，只是程度不一罢了。1950-1970年代，是修整照片最严重的时期，那个时候的人政治思想挂帅，只照顾宣传的需要，不考虑真实的报道。那个时候没有photoshop，修整照片全靠暗房。比较常见的手法就是剪贴再翻拍，把没有的内容从别处剪切粘贴过来，再重新翻拍一张；还有就是直接处理底片，把不想显示的内容从底片上刮下去，再冲洗。这里面涉及很多暗房技巧，精通此术的人重新制作的照片几乎不可分辨！

  华辰拍卖鉴藏第13期就有一张裁减粘贴的实例，毛泽东等人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解放军代表，跟在毛后面的人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这样的场合没有周总理在政治上是不合适的，但周确实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出现在这个镜头里，因此，暗房师找到另外一张有周且穿夏装并鼓掌形象的照片，放大到合适的比例，裁剪下来粘贴在这张照片上，造成有周共同出席这次接见的假象。

原照

局部，红框内即粘贴过来的周恩来

  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仍能发现一些经过造假的新闻照片，这本身违背了“新闻”一词的真意，但是这些过去的经过“处理”的照片原件，的确是重要的历史的见证，它们的“假”正体现了它们的“真”。看照片的人也已经不是过去那些人，“掩耳盗铃”的做法不管用了。

辽宁美术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20世纪中国摄影文献》上册P294页刊载了一张照片，是王复尊拍摄的“开发塔里木盆地”。远景时茂密的胡杨林，近处烟尘弥漫，士兵和群众热火朝天地对付着胡杨林，把它们变成树枝木片，装上拖拉机运走。这本是一幅描绘1960年代新疆建设兵团建设新疆的劳动场景，却让我联想到最近刚看到的另一条“新闻”。

2002年1月，世界吉尼斯纪录新增一条“世界上最长的砖砌国道公路”，即位于新疆若羌县境内，库尔勒公路段管辖的，沿218国道931公里至1033公里的砖砌公路，共计120公里。据2002年竖立在路边的石碑上说“每公里用砖60多万块，全线共用22cm×12.5cm×5.5cm规格的砖6120万块。施工方法为先平铺一层后，再树立一层砌成人字型。这条砖砌公路于1966年8月开工建设，1971年5月竣工投入使用，系2千余名筑路工人就地取材，以路边粘土，就地取水，捡拾枯死倒地的风干胡杨树枝做燃料，自建多种土砖窑烧制路砖，由于火力旺，多数砖块烧至琉璃化，坚固无比。此砖路虽经历了35个春秋的日晒雨淋，冰雪严寒、汽车碾压，但至今仍具有良好的道路通过能力。”

请注意其中“捡拾枯死倒地的风干胡杨树枝做燃料”，从王复尊这张照片看，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而且，现在218国道穿过的胡杨林已经面积越来越小，旁边的塔里木河也已经干涸，沙漠化日益严重，这和当年对胡杨林的大肆破坏有着紧密地联系。

关于胡杨，我从Baidu（想用Google的，无奈发现有个敏感词-_-!!!）整理了一段：

胡杨，又称胡桐、英雄树、异叶胡杨、异叶杨、水桐、三叶树，是杨柳科杨属胡杨亚属的一种植物，常生长在沙漠中，它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有很强的生命力。“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烂”。胡杨是生长在沙漠的唯一乔木树种，且十分珍贵。胡杨能生长在高度盐渍化的土壤上，因为其细胞透水性较一般植物强，能从主根、侧根、躯干、树皮到叶片都能吸收很多的盐分，并能通过茎叶的泌腺排泄盐分，当体内盐分积累过多时，它便能从树干的节疤和裂口处将多余的盐分自动排泄出去，形成白色或淡黄色的块状结晶，称“胡杨泪”,俗称“胡杨碱”。一棵成年大树每年能排出数十千克的盐碱，胡杨堪称“拔盐改土”的“土壤改良功臣”。

其实，我们现在也不能去批判那时候的中国人不注重环境保护、破坏环境等等，那时候不热火朝天地搞建设，大家都得饿死，没办法，只是希望在今天，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认识到珍爱环境的重要性后，这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

王复尊拍摄的“开发塔里木盆地”，翻拍自辽美的《20世纪中国摄影文献》

前两天首都图书馆的王炜和闫虹送了我一本他们2008年合著的书《老北京公园开放记》，介绍了北京近代几所公园开放的经历和轶闻，不仅有趣，而且增加了我的见识，很多资料都是第一回听说。比如万牲园里的长人。

说到过去北京的万牲园可能不是所有的北京人都知道，但要是提它的现在的名字“动物园”就几乎是无人不晓了。动物园所在地明代是皇家庄园，清初改为皇亲、勋臣傅恒三子福康安贝子的私人园邸，俗称三贝子花园。东部叫乐善园，西部叫可园。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部“奏请振兴农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部奏请以乐善园“作为试验场之用”。蒙准后，“继更拟议就场中略事营筑点缀，建为公园，任人游览”。于是，在原三贝子花园的基础上并入广善寺和慧安寺，筹办农事试验场，附设万牲园（即动物园），并于宣统二年五月二十日（1910年6月26日）开园，命名为“北京公园”。1910-1940年代，万牲园曾先后雇佣过四个2米多高的“长人”在门口验票成为当时一景，据记载，这四人中一人姓耿（一说勾），一人刘玉清，一人魏集贤，一人张恩成。这四人虽然给当时的北京人带去了无数的欢乐，但是各自的命运也多坎坷和不幸：第一位长人耿，没有留下多少记载，最后一位长人张恩成，1942年因身染毒品，负债累累而自杀身亡。而最有名的就是刘玉清和魏集贤，其中刘玉清曾被美国导演看中而远赴重洋去好莱坞拍戏，可惜他在镜头前的表现并不好，且遭到了不好的对待，回国后在西直门附近买了所房子，1939年病逝。魏集贤和刘玉清共事最久，但孤老终生，曾经跳井自杀未果，于六十多岁病逝。

在华辰2010年春拍影像专场，有本1910-1920年代某美国人拍摄的北京相册，其中有张照片是一位外国女士和一位巨人的合影，背景是一座西式风格的建筑。当时这张照片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在看了《老北京公园开放记》后，我 立刻意识到那张照片中的巨人很有可能就是万牲园前的长人！根据背景柱子的样式和拱门上的花纹，可以断定这是在万牲园前拍摄的，那这位高出旁边外国女士一定就是四位长人中的一位，我猜测这就是刘玉清。

万牲园前和长人合影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央农事试验场大门，和现在比变化不大。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这是鲁迅先生1919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药》的一段，说的是华老栓为了给儿子治肺痨，花钱从刽子手中买血馒头的过程。中学的时候学到这篇课文，对这种愚昧至极的事情实在无法理解，难以想象馒头蘸了血会是什么样子。最近看到一张清末的老照片，里面竟然真的有血馒头！

照片中近处地上是已经身首异处的几具尸体；背景站在高处的都是看热闹的闲人，正如鲁迅笔下描述的“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中间站着的两个人手里拿着糖葫芦样的东西，但又比糖葫芦大，像是小的杂面馒头，颜色深深的，应该是已经蘸了血的馒头，如果说这不能确定的话，那稍左边站着的一个戴扁礼帽的人手中筷子插着的，一定就是蘸了血的馒头了。

国人那个时候真的很可悲，更可悲的是，已经21世纪了，还能看到类似的事情发生。

一次行刑

血馒头

血馒头

血馒头

圆明园三园之一的长春园北，原有一座法慧寺，寺西跨院内有一高台，台上建有一座五彩斑斓的七层琉璃多宝塔。据记载，塔高七丈三尺五寸，黄金彩翠错落相间，飞檐宝铎层层周缀。乾隆年间共建有五座琉璃多宝塔，分别位于清漪园（今颐和园）花承阁、玉泉山西大庙、香山昭庙、热河行宫须弥福寿寺，再有就是在长春园法慧寺，五座塔中惟法慧寺琉璃塔最高大精美，也是惟一被彻底毁掉的一座。法慧寺琉璃塔塔刹为铜包金，塔身覆以五色琉璃，上三层檐自上而下分别是蓝色、黄色和绿色，中层双檐自上而下分别为紫色和蓝色，下层双檐为黄色。因为外覆琉璃，使得此塔在1860 年英法联军施放的大火中幸存，是为数不多的躲过火劫的中式建筑。可以想见，当摄影师穿过杂乱的废墟和灌木之后，猛然看见树丛之后壮丽精美、五彩斑斓的琉璃塔时的激动心情。1900 年后，这座塔被彻底毁掉。

目前发现的法慧寺琉璃塔早期（19世纪）照片共四张，其中有三张自南向北拍摄，一张自西北向东南拍摄；四张照片中有两张带签名，且都是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他一般会在玻璃底片上签名，样式和字体比较一致，但在目前留存的他的作品中仅发现两张用类似的字体和样式在照片上签名，且都是法慧寺琉璃塔，可见他对此塔之喜爱。

我按照拍摄年代由早及晚排列四张照片，时间依据主要是塔南面那棵树的状态。

托马斯·查尔德拍摄于1877年，塔南面的空地已经长满了植物，小树长到第二和第三层檐中间了。

托马斯·查尔德拍摄于1877年，塔南面的小树已经被伐倒，只留下一根木桩。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一位法名叫成衡的高僧距天津老城南门三里的官道东侧修建起一座宝刹，名普陀寺。这里曾经香火极盛，名噪一时。1719年康熙帝南巡，驻跸天津，赐普陀寺名海光寺。后至乾隆年间又多有扩建。

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国防的近代化，决定购置外洋军火机器，在天津设局制造。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的贾家沽道设立军火机器局，并把由外国购办的制造火药与铜帽(雷管)的机器安放在这里，即东局；然后把从上海等处购办来的蒸汽机、化铁炉和机床等设备安置于海光寺周围新建的厂房里，作为分局，即西局。西局专门制造枪炮，并为东局机器做修配工作。据津海关税务司迪妥玛《1867年天津贸易报告》说，“三口通商大臣已在海光寺建立了一个机器厂和炼铁厂，由外国工程师监督，在那样的地方能够建立起高耸的烟囱，可见风水之说还是不难克服的。”

同治七年(1868年)海光寺西局率先开工，首先制出了可发射12磅炮弹的铜制炸炮12门，每门重450磅。此外还制造出炮架及前车。海光寺分局以生产枪炮为主，又称“机器铸炮局”。海光寺机器局后来还制造出“直隶号”挖泥船和被称作“水底机船”的潜水艇。

光绪四年（1878年）德皇送给大清王朝一口西洋铜钟作为礼物，重13000斤。那个时候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太不了解，怎么能送“钟”（终）呢？！李鸿章将此钟安置在海光寺，并请工匠在钟身上遍刻《金刚经》。这里还有个插曲，在钟身上刻经的七位工匠没过多久就暴亡，死因一直是个谜。我猜测，能让这些和钟密切接触的工匠集体奇怪身亡，可能是由于这座铜钟的原料中含有放射性物质，致命的辐射量导致了身亡。1900年该寺毁于战火，此钟被日军转送英租界工部局。1923年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成立，此钟又被转移至南开大学，1937年天津沦陷，这口钟被日军掳走后下落不明。

摄影术是舶来品，早期在华从事摄影的主要都是外国人，但是好学的中国人中很快就有人通过接触洋人而掌握了摄影术，并能以此为生。1870-1890年代除了在香港、澳门、广州一带较活跃的赖阿芳（Lai AFong）外，内地的华人摄影师要数梁时泰最知名了。据1987年版《中国摄影史 1840-1937》中介绍，“光绪初年，广东摄影师梁时泰由上海来天津开业。”，没有更详细的文字。从现存梁时泰作品中，能看出他和官方的关系很好，曾为醇亲王奕譞、李鸿章、访华的美国总统格兰特都拍摄过肖像照，还和军方关系密切，拍摄过清军的布阵和站队，另外他应该能用外文（英文或法文）和在津外国人沟通，比如他应邀拍摄过天津英租界的戈登堂、天津法租界领馆和访津的美国军舰。

在19世纪中国活动的摄影师中，在作品上有签名意识的主要有弥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而且他们的签名样式固定，比较容易辨认。梁时泰也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但形式却多种多样，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写在底片上的，有些在照片上的，广告意识非常强，汗……在他的签名样式中我选了几种较常见的贴出来，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中文签名“梁时泰照相馆”
中文签名“梁时泰照映”
中英混合签名“时泰 SEE TAY PHOTOGRAPHER TIENTSIN”
题在照片上的签名“梁时泰敬照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