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游万寿寺

在Tingting同学的邀请下，我一大早就起来，坐地铁横穿整个北京城，和她同游万寿寺。大学时候某个夏天无聊的午后，我骑着自行车从南门出来往东，见到胡同往南扎，骑了一段又往西拐，再往南拐，再往西拐，稀里糊涂就到了河边，河边有座古寺，当时对古建没什么兴趣，只是出去消耗自己过剩的精力，从三环又往北骑回了学校。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河边那座古寺叫万寿寺。再后来接触老照片，发现那里的曝光率很高，不仅介绍北京的画册都会提到这里，而且很多当时在中国的老外私人相册里也会有不少在万寿寺拍的照片。这么著名的地方，我却一直没有去过。这次沾Tingting同学的光，虽然要起得很早，虽然路途遥远，我还是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

关于万寿寺的历史，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分三个时期，乾隆、光绪和公元1995年。乾隆时期最盛，光绪朝大规模重建形成现在的格局，1995年后向公众开放。《日下旧闻考》里的记载主要是乾隆朝的：万寿寺，明万历五年建，国朝乾隆十六年重修，二十六年再修。寺门内为钟鼓楼，天王殿，为正殿，殿后为万寿阁，阁后禅堂。堂后有假山，松桧皆数百年物。山上为大士殿，下为地藏洞，山后无量寿佛殿，稍北三圣殿，最后为菜圃。寺之右为行殿，左则方丈。寺院于光绪初年毁于火，光绪二十年重修，基本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西路行宫目前是某单位，中路是寺的主体建筑，方丈院现为民居。民国时候万寿阁被烧毁，近年重建。1995年，万寿寺作为北京艺术博物馆向民众开放，我们才有机会进去。万寿寺出名，我觉得有三点，这里是最早悬挂那口永乐大钟的地方；这里在清代举办过多次皇家的庆寿活动；这里是清代皇上、太后去颐和园的行宫。

万寿寺里面没有给我多少新鲜，特别是最想去的中路北部，作为办公场所而禁止游人进入，少了很多“翻拍”的机会。倒是因为我去的早，“发现”（很多前辈早都知道的）了万寿寺东侧的延庆禅寺，可惜仅余一座山门，寺内成了大杂院，据说早年是总后的家属区，最后一间大殿还勉强有原来的味道。还有就是从万寿寺东边的一个小门进去，走到最里面发现了一个古建院落，大殿和院墙基本保持完整，后来看了导游图才知道这里是方丈，周围的民房已经被拆迁，估计修缮是迟早的事情。

三张照片拼成的万寿寺山门全景。其实我蠢了，走到河（我身后是河，不能再退了）对岸去，很容易就能拍张全景……

上面是山本赞七郎1899年拍摄的，从左至右分别是乾隆御碑亭、无量寿佛殿、光绪御碑亭、月亮门和万佛楼

方丈院大殿的北面，五开间，苏式彩绘还很清晰

延庆寺仅存的山门，很有味道，据旁边的一位大叔说这里总有人来写生

延庆寺山门额

偷拍到一只在房上舔毛的“白”猫

博物馆内展出的炉钧釉漆金佛像局部

同一尊佛像的另一个角度

一尊上釉的罗汉坐像

石湾窑米色釉达摩持鞋立像局部

换个角度

展厅内长河沿岸曾经的寺庙

清代的万寿寺平面图，肯定是光绪年之前的，还没有光绪御碑亭

Google Earth里的万寿寺布局

通州八里桥

搬到“通州国”来已经几个月了，我对周边环境的熟悉还仅限于几个菜市场和超市……“通州国”拱卫京师，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水路）和粮仓，周边还遗存很多重要的古建筑，我觉定从熟悉这些古建筑开始。下午没风，暖暖的，我决定去八里桥。

八里桥原名“八里庄桥”，因在通州城西八里而得名，又称“永通桥”。八里桥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建桥的缘起，《日下旧闻考》里记载的“李时勉永通桥记”是这么说的：通州城西八里有河，京都诸水会流而东。河随不广，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常架木为桥，比舟为梁，数易轧坏。内官监太监李德以闻于上，欲于其地建石桥。乃命司礼监太监王振往经度之。总督漕运都督武兴发漕卒，都指挥佥事陈信领之，工部尚书王会计经费，侍郎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太官监太监阮安总理之。桥东西五十丈，为水道三券，券与平底石皆交互通贯，锢以铁，分水石护以铁柱，当其冲。桥南北二百尺两旁皆以石为栏。表二坊，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又立庙以祀河神。经始在正统十一年八月，告成于十二月，明年三月立石。

这座桥在历史上出名，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发生在这里的“八里桥之战”。彼时，英法联军已经占领天津，并向北京进犯。僧格林沁麾下蒙古骑兵的冷兵器根本不能和英法联军先进的火器抗衡，先失张家湾，又失通州，最后退守八里桥。八里桥是咽喉之地，过了这里去往京城就是一马平川，因此僧格林沁组织了近三万兵马死守八里桥。1860年9月21日上午7时，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向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由孟托班总指挥，东路是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将军指挥的英军。南路主攻，是由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关于这次战斗，中、英、法三国都有很详细的文字存世，且基本一致：尽管蒙古骑兵英勇无比，但是在火炮和先进的后膛枪前，最终失败。

八通线八里桥站东厅出口一出来，就能看到八里桥。现在八里桥结构上大体未变，但1938年修京通公路时将桥两端垫高，40年代桥面又铺了柏油，80年代在桥南北开挖了分水渠，并分别修了三孔混凝土桥，周围环境变化很大。80年代八里桥南北的两个小券洞被冲毁，后修复。

上图是比托1860年拍的八里桥，据国外学者考证应该是激战之后，缺失的桥栏板应该就是在战斗中被毁的。

1860年12月22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八里桥之战版画，我认为场景是根据比托的照片所绘，国内有这幅版画的多个临摹版本。

上图是1901年法国人Calmel拍摄的。因为在地铁站旁，很多上班族都把这里当作停车场。百多年前桥上是马车，现在是汽车……两张照片对比能看出哪些望柱上的狮子是老的，哪些是新的。

Google Earth里的八里桥

刺杀袁世凯

2007年1月3日的《北京青年报》刊登了沈弘先生的一篇文章《袁世凯遇刺疑案破解》。很多中文的历史资料找不到发生在北京的这件刺杀袁世凯案的报道，有些资料（沈弘先生列出了几种）里有，但是要么语焉不详，要么时间地点不一致。他根据1912年2月10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中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确认了刺杀发生的事件、地点、经过和结果。

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在从紫禁城的东华门出来前往他的新办公地点外务部新衙门，当他的马队快要行进到东华门外大街和王府井大街路口处时，从路北边的三顺茶点跑出三个人，分别向他掷出三枚炼乳罐大小的炸弹，因袁世凯的马车走得快，第一枚和第二枚炸弹扔晚了，落在马车后，炸伤了袁的卫队和马匹，有二十多人受伤，其中他的侍卫管代袁金标送医不治身亡；第三枚炸弹没有炸。炸弹之所以扔的不准，还有一个原因是路边有个木质岗亭挡住了刺杀者的视线。三名刺杀者扔完炸弹后又跑回茶店，警察当即逮捕了十个人：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萧声。从张先培、黄之萌、杨禹昌三人身上均搜出武器，当日便被行刑，其余七人被法国记者保释。

我非常同意沈弘先生的观点：作文史研究，必须要开放思路，正的反的中的洋的资料、观点都要看，否则会偏颇。最近有幸见到这期《伦敦新闻画报》，选几张图贴上来。

左面单层的建筑即三顺茶店，右边能看到挡住刺杀者视线的木质岗楼

筐里扣着的是那颗哑弹

围观的警察和被炸死的马

拼凑丢失的部分

小时候很喜欢买《变形金刚》的不干胶贴纸，但是我重来都不贴，因为那对我来说就是拼图。这些贴纸的制作者，有时候会把一个大场景，比如很多汽车人的合影或某个群P，哦不，是群K的场景分割成好几个部分，放到不同的大张贴纸里。而我就最喜欢搜集这些“片断”，然后把它们拼凑起来还原那个完整的场景。那种发现和拼凑带来的快感现在都影响着我（比如看过的照片基本上都能记住），这可能是我喜欢老照片的原因之一。

最近在伯耐特先生的新书中，他附了一张鼓浪屿的全景照，作者佚名，时间1875年左右，其实准确的说是从鼓浪屿冲东向厦门看，拍摄地点应该在日光岩上，照片能看到鼓浪屿东边的大部和厦门西边的一部分。照片是两张蛋白照片拼成的全景照，左边那张的左下角有“K106”的字样（写在底版上），右边那张右下角能看到一个“K”，向来应该是“K107”，只是数字被裁掉了。那个时代有很多摄影师都会在底版上写编号，有的是为了分类排序（比托的作品中北京的就是P+数字，P即Peking，广州的就是C+数字，C即Canton），有的则是为了拼接全景照（比如这几张）。几年前我正好经手两张鼓浪屿的蛋白照片，虽然不能完美的拼合，但是照片上同样都有写在底板上的编号，而且非常凑巧，编号分别是“K108”和“K109”，字体也一样。哈哈，没错，从106-109，都是出自同一个摄影师之手，可能伯耐特先生无缘得见后两张，而我恰好有机会看全四张！

我在Photoshop里拼了一下，不完美，但是很明显能看出是一个场景，107和108之间处的那艘船是同一艘，如果能知道船的速度，甚至可以推算出当时这张照片的曝光时间！

伯耐特先生书中那张厦门全景照

我拼凑的106-109四张照片

1870年代的两位中国模特

伯耐特先生的《中国摄影史：西方摄影师1861-1879》一书中，在介绍威廉·桑德斯的一节里引用了作者自己的一张收藏“Young Ladies”，两位裹脚的汉族妇女，衣着华丽，手持纸扇。看他们的衣着，虽然华丽但并不浮夸，头带也是已婚妇女的特有样式，应该不是来自青楼而是良家。如果是良家，那个时候能在镜头前抛头露面真是不易。我觉得感兴趣的，是这两位妇女太眼熟了，我在另一张照片上见过她们。桑德斯的编号为3，名为“A Celestial Cab” 的照片中，这两个人坐在一辆独轮车上，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且这张乘独轮车的照片还被转制为木版画发表在1876年10月28日的《伦敦新闻画报》上，只是画师在背景加上了个赌场的招牌，旁边附了几支花。1870年代这两位中国模特在镜头前显得很自如，想来已经比较适应摄影术了。对于摄影师，能让还未开化，和自己不同语系的人能放松的站在照相机前，这是本事，两个中国妇女能这么早这么快接受新事物，这是意识，都不容易。不过，这两个模特总是让我想起现在北京上海大街上那些挎着老外腰的年轻MM们……

伯耐特的收藏，威廉·桑德斯的“Young Ladies”

威廉·桑德斯编号为3的作品“A Celestial Cab”

就是这两个人！

1876年10月26日《伦敦新闻画报》刊载的木版画

博客正常了

博客的访问终于又正常了……

当初本以为把博客的空间放在海外会自由一些，没想到会因为某些被墙的IP段而受牵连，导致国内联通线路的用户不能访问，这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次时间尤其长，有11天）。通过和主机服务提供商的沟通，现在总算是恢复了正常。

尽管博客被墙，但可以通过RSS订阅看到最新的博文，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主页右上角的“订阅”，选择你使用的RSS浏览器后就可以收到我的最新博文了。

我会争取每天都能写，尽量写一些有趣的发现，能和朋友们讨论、交流。

最后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游北京古观象台

建国门的古观象台一直是我很想去转转的地方，因为那里是为数不多的旧北京的遗存，从明朝到现在，功能和陈设没有太大的变化。北京的冬天虽然冷，但是天气很晴朗，掉光了叶子的树枝不会阻碍视线，适合扫街拍照。下午要去那附近办事，正好可以借机完成我的小愿望。

建国门地铁站C口出来就是观象台的入口，门票10元。明清时候古观象台作为国家的重要机关（观星和修订历法），附属建筑不少，但是清末之后逐渐衰落，现在除了观象台外只剩下北边紫微殿一个院落了，正殿和东西厢房被开辟成展厅，剩下的都是办公室。说实话，这次去观象台挺失望的，游人寥寥，除了我还有两个南方来的年轻人，院子里到处都透着一股机关的气息。我去的主要目的是按照老照片的角度拍现在的状态，之前准备了查尔德的四张照片，可是原来摆在紫微殿前的简仪和浑仪已经被移往南京的紫金山天文台，现在只有复制品，虽然做的很精致，但毕竟和原物没法比，而且位置挪动了。台下拍不成只好往台上走，上去一看，所有的仪器都被栏杆围着，外面一个铁将军把守。问了旁边小屋里的姑娘，被告知有文物局的批条才能近前观看，我磨了半天，说只是拍张照片，小姑娘立场坚定就是不肯。也难怪，周围都是摄像头，把我放进去了她也不好和领导交差，可是不能靠近看看这些清朝鼎盛时期科学和艺术的结晶，10块钱的门票实在有些冤，非要逼我找局长！草草拍了几张，加之太冷，只好悻悻离去，等下做好“工作”，一定彻彻底底拍一次！

观象台石匾

摆放浑仪的地方已经空空荡荡

摆放简仪的地方也是空空荡荡

浑仪的复制品，算是精致了

通往台上的楼梯

象限仪

玑衡抚辰仪局部

摄影术在中国的新资料

自从读了Bennett上一本有关中国早期摄影史的书后，就一直盼着快些拿到他的第二本著作，因为这一本里有我最喜欢的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那天算了算日子，估计书该出来了，准备发email去预订，正在写信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他刚买了四本这书，问我要不要。哪有这么巧的事情？！虽然比原价略高，但是能省去飘洋过海的邮寄时间，值了！再说人家赚点儿辛苦费也是应该的。

12月20日一拿到这书，我几乎天天抱着看，差点儿就是抱着睡了。上一本书的时间跨度是1842-1860年，这一本是1861-1879年，并集中在这个时间段的西方摄影师，他的下一本书主要介绍中国本土摄影师。真是非常佩服国外学者认真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Bennett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从版画到日记到信件，几乎无所不包！比如托马斯·查尔德，我本以为自己已经收集了不少他的文字资料，不曾想Bennett竟然还能找到查尔德和妻子的往来信件，里面记载了很多查尔德在北京从事摄影活动的信息！这本书比上一本厚很多，书价也贵了20镑，内容自然更加丰富，所介绍的摄影师之多不说，单是20多张从没见过的圆明园西洋楼照片就足以爆掉眼球！

推荐给关注摄影术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的同好们！

一张被错认的照片

判断一张老照片的摄影师是谁是个困难的工作，需要很多知识的积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签名。很多19世纪活跃的摄影师都有在底板或照片上签名、标示的习惯，且各有特色，即使没有写名字，也可以通过特殊的编号来辨别（例如比托）；次之的办法是找靠得住的著录，比如说汤姆逊，他的作品大多都收录在他的著作中，一部分没有入选的也都有底片留存，目前保管在维亚康姆图书馆，容易查找和判断，当然，必须要看很多的画册，而且能记住其中的影像才行；最困难的办法就要先判断拍摄地点和时间，在套用当时当地活动过的摄影师名单，最后靠摄影风格来佐证。实在不能断定的，哪怕再有可能，也应该写佚名。

某公司2010年秋季拍卖会的影像专场上，有一张照片的作者被标注为约翰·汤姆逊。在拍卖会前，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就觉得不像汤姆逊的作品，定为佚名。最近发现了新的证据，果然证实了我的猜测。在Terry Bennett的新书中刊载了一张他的收藏，是汤姆逊1868 拍的“广州的庭院”（照片左下角有签名“J. Thomson 1868”）。而拍卖会上那张照片尽管拍摄的是同一地点，但是角度略有不同，且不是同一个季节（或者说不是同一时间）拍的。汤姆逊在中国游历拍摄多年，多次在同一时间拍摄同一对象多次（比如福州金山寺），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他在不同的时间以相近的角度拍摄同一对象，这是完全不符合其风格的。因此拍卖会上这张照片绝不是汤姆逊的作品，而很有可能如《英国藏中国历史照片》一书中标注的系赖阿芳的作品（实际上应该说是大英图书馆的标注），因为和赖阿芳同系列的照片拍摄时间（季节）拍摄地点相近。

约翰·汤姆逊1868年拍摄的“广州的庭院”，左下角有签名

错被认为是汤姆逊作品的另一张“广州的庭院”

三张中国人的春宫照片

那年去香港书展，有一套清末的春宫图在展卖，画得非常好，摆出来没几分钟就被高价卖掉了。我当时很惊异，又想起以前一个古书商告诉我说《金瓶梅》很好卖，特别是有绣像的……中国人对性爱在宫闱之外一直都很隐晦，这方面信息的传播基本上都是私密的。画家笔下的性爱是被艺术化的，大多有十足的美感，而摄影术的出现，基本上就是“写实”风格的了。前两天ebay上出现三张中国的春宫照片，拍摄年代大概在1940年代，拍摄地点应该是在青楼，第一次看到中国人（当然无论男女绝对都是专业的）在镜头前这么轻松地展现性爱，着实让我很吃惊，价格同样让我很吃惊（分别以56美元、34美元、71美元成交，比同时拍卖的另外几张欧洲人价格都高）！

71美元成交，图片我打了马赛克，另外两张就不发这里了。